死刑执行通知书
“秘密处死”之后：谁该向谁道歉？7月13日，长沙中院连发3条微博称曾成杰死前未提出会见亲属的要求，"法律也未明文规定见家属"。之后曾成杰女儿又发两则微博道歉，希望拿到父亲的骨灰。如此行刑，到底谁该向谁道歉？
逝者已矣遗体成灰 道歉何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把问题算在了微博管理人员身上，当然微博管理人员有一些责任，但是没有“刑前会见”和微博管理人员有什么关系呢？社会质疑的是为什么不让罪犯在“刑前会见”。当曾成杰被“秘密处死”，相关部门应该认真、严肃思考这个问题，生命之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刑前会见权”能否得到保障，也是判断刑罚是否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保证“刑前会见权”，必需保障刑前知情根据司法解释，要保障近亲属的会见权，就必须在执行死刑前通知家属，否则家属如何申请会见？那么，长沙中院通知家属了吗？任何一项权利的实现都要相应的保障，比如死刑犯的近亲属要求会见，首先必须有赖于有关司法机关及时通知何时将对罪犯执行死刑，死刑犯的家属在得到通知后，才能按时提出会见的申请和作好会见的准备；其次，还有赖于有关司法机关提供必要的会见场所以及准许一定的会见时间。因而，家属享有提前若干天知道死刑犯将被执行的知情权，有关司法机关也应当保障死刑犯家属的这一知情权实现。
我来说两句死刑执行通知书
死刑通知书 死刑犯最后人生一夜 死刑犯最后的日子心理变化非常明显。一位看守所民警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将要或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死刑犯，在经历了哭闹和情绪崩溃，当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关必须要自己过。对于自己要被终止的人生，死刑犯会用很多字来记录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那几步做细致的解释。
接到死刑复核通知当晚，“监室的气氛通常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人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赵亮从警之后便在看守所工作，因综合素质强，很快就被编入死囚监舍的值班名单中。
他说，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无论上诉与否，从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调换到死囚中。
情绪的波动是难免的。“宣判后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难正常作息，哭闹是常有的事，面对生死大关，人难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溃。”赵亮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在此期间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十分明显，“哭闹、崩溃、平复、忏悔、面对，几种情绪周期性连续出现。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下来时，又开始变化，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监管死囚监舍多年，赵亮目睹了太多死刑犯最后的人生时刻。
等待“执行”是种煎熬，和民警聊天缓解压力 赵亮说，终审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称为待决死刑犯，会加上更重的脚镣械具，行走要手提着才可以挪动，走路时声音很大。
对死囚的监管工作主要分为三块内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绪崩溃发生意外；二是对死刑犯做针对性教育，使其逐渐接受极刑惩处这个结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对罪行面对现实；三是保护死刑犯合法权益，并接受死刑犯的举报和申辩。
“终审回来头两天晚上，多数人会坐在那里仰头空想，唉声叹气或是小声地哭。”赵亮说，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大关必须要死刑犯自己熬过去。” 一般要经过一周多的“折腾”，大多数死刑犯的情绪会渐渐平复，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时候执行，“有时也问我们，一般都说一年多。”赵亮说，“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执行，这是一种煎熬。” 等待执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离监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决死刑犯之间的主要接触。
“死刑犯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了，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极刑惩处，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赵亮说，这时，很多待决死刑犯会聊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更会总结出自己走错那几步的前前后后。
几乎所有待决死刑犯都会在这时袒露心扉，毕竟来日无多，能有人倾听也是一种压力缓解。
写遗书很费时间，有人写几个月，有人会写一年 在监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斗争后，一般会悔过，也会对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才让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发生了改变。“这时候大多忏悔是真诚的，等到要死时，死刑犯一般会将心比心地想，人家连认识都不认识就被杀了，这个事到哪儿都说不通。” 赵亮接触过的许多抢劫杀人犯，几乎都不认识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会主动要纸笔写遗书。因监管需要，大多数情况下，会由轻罪在押人员协助书写，死刑犯只需口述。写遗书很费时间，有的人甚至会写一年，有的人则是断断续续地写几个月。赵亮和同事偶尔会遇到不写遗书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赵亮说。
在死刑犯的遗书中，最常出现的句子是“别走我这样的路”、“对×× 受害者家属 说对不起，我错了”。
无论是连环杀人犯还是其他暴力犯罪，对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这样的告诫，有些人还要求监管民警或法官给受害人家属捎话赎罪。
对于自己被终止的人生，大多数犯人会用很多字来记录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几步人生阶段做细致的解释。
赵亮觉得，其实，“如果没有犯罪，他们都是普通人，也有过努力和奋斗，只是虚荣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错。”在许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于常人的虚荣心和争强好胜，表现得更明显。
最后三天道别多，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 赵亮说，当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复核通知抵达后，原审中院法官会提死刑犯签收。
“这时，死刑犯会有新一轮情绪变化，回死囚监舍路上几乎都不说话。进了监舍，其他在押人员会问是不是见法官了？”赵亮说，在押人员一般都对死刑复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员的口口相传，让很多执行细节被熟悉。
一般情况下，得到死刑复核通知的死刑犯会经过一个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复常态。因为同屋的人会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则会把自己所有物品清点一番，除了留给家属的遗物，脸盆、衣服之类会分给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会得到看起来好一些的物品。
“这时候，监室内的气氛通常会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死刑犯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而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最后一顿饭，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轻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临刑前一天，尤其是会见家属后，死刑犯很少有睡觉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下午，大多数死刑犯会喊几次报告，想见一下熟悉的监管干警和看守所负责人，说的都是些感谢的话语，并行礼，感谢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顾。因为平时，一些死刑犯家属遇到困难，看守所民警会赶去家访，并会同当地的职能部门交涉维权或协助处理。
“在一起时间太长，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领导不会待很长时间，安抚过后会向死刑犯询问最后的愿望，对一些不出格的要求，会尽量满足。”赵亮说。
赵亮曾几次开车出去买死刑犯的最后一顿饭，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馍或者饺子，有的则是想吃一顿炒菜，有年轻的则想吃一顿“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见的，即使是香烟，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会被满足。赵亮很少见到有把饭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动几筷子，说声“饱了”就作罢。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会洗澡梳头，同屋的会帮着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妆。
“死刑执行复核下来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般比较忙，这样也好，能冲淡恐惧心理。”随着临刑日期临近，监管民警的神经也紧绷起来。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脚镣，移交给执行的法警，任务才算结束。
他们大多有被溺爱的童年 遇事应多问父母，少请教“兄弟” 赵亮长期接触和关注死刑犯。面对记者，他说：“你们很多媒体关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标签化、脸谱化。他是犯罪了，十恶不赦，可背后，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挣扎，也有儿女情长。或许，他的生活里95%的时间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现了偏差，严重犯罪最后判死刑。” 长期的工作经历中，赵亮发现，死刑犯们大多有过被溺爱的童年。“小时候有错误，家人就护着宠着，年龄越大错误越大，最后谁也收不住。”对于独生子女教育，赵亮也说不清 溺爱的界线，只是建议家长守住朴素的社会道理底线，“对成年人来说，是对还是错，要区分起来并不难。” 他建议，社会个体在遭遇冲突困惑时，最好问问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轻人却愿意相信所谓的“兄弟”，“那都是电影里的桥段，问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用命来保护孩子。” 在赵亮监管过的死刑犯中，绝大多数人在临刑前会告诫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赵亮和同事有时谈论起某个死刑犯时，最终都会说成一个悲剧故事。
“几乎没有谁天生就是杀人恶魔，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不过，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复杂的社会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围的现实很糟糕，出了事也没有地方说理，化解不了，最后疙瘩越来越大，成了严重暴力犯罪。” 法警郑君也有同感，他觉得现在社会里维权成本太高，结果导致一些矛盾以连续悲剧出现，可是很快又被遗忘。
他们都建议能有更多社会学者关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会因素，“现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样，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现了一些状况，要给社会吃药，才是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犯的根本。”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赵亮为化名 临刑前，他们说 美国公布500死囚临终遗言还原死囚临刑前内心世界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被处决的死囚人数达到了500人。自从得州1982年12月恢复死刑后，所有被处决犯人的遗言都被记录了下来。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网站公布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放了这些死囚的临终遗言。
表示清白 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明白，当我说我没有杀死你的孩子们的时候，我说的是真相，”1997年4月被处决的戴维??斯彭斯表示，“说实话，我没杀过人。” 表示歉意 “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死囚科尼留斯??高斯被处决前说道，“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谅我。” 杰马尔??阿诺德1983年抢劫一家珠宝店，枪杀了21岁的女店员玛丽??桑切斯。他说：“你们失去了所爱的亲人，我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也是个人，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我 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无法给你们答案。我只能给你们一件东西，并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给你们了，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则在临终前表现出对死刑惩罚完全接受。查尔斯??巴斯因杀死一名警察而被判处死刑，1986年他在30岁时被处决，他的遗言是：“我罪有应得，告诉大家我跟他们道别。” 詹姆斯??科尔本在2003年也说出了相似的遗言，他因诱奸不成谋杀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处决前他说：“这一切本不该发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知道这是个错误，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认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经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监狱表现良好，我认为自己已经不会再对社会造成威胁了。我觉得对我的惩罚已经够了。”死囚里奇??格林表示。
“过去大约9年里，我一直在思考死刑，这个惩罚是对还是错，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认为处决了我之后，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处决的杰弗里??道格第说。
表示轻松 一些死囚则试图用幽默轻松的话来缓和一下刑场的沉重气氛，比如杰斯??赫南德兹。赫南德兹曾用手电筒击打一个女孩和一个11个月大的男婴的头部，结果造成男婴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兹被处决，在死亡来临前他选择给自己最爱的橄榄球队加油，他喊道：“加油，达拉斯牛仔！”篇二：通知家属一事 关于长沙中院对死刑犯曾成杰执行死刑未通知家属一事，持续引发社会热议。18日，相关法律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但应进一步从立法上明确会见家属是死刑犯的权利，并从法律上保障这项权利得到实现。
司法解释规定“刑前有权见家属” 2012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 早在这部司法解释发布之前，包括学者、律师在内的多个行业人士均呼吁立法机关应从法律上明确会见家属是死刑犯的一项权利。而早在2003年，北京市高级法院就出台了《关于死刑犯与近亲属会见的实施意见 暂行 》。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易胜华律师告诉记者，关于执行死刑前会见家属的问题，新刑诉法并没有相关的规定，但后来最高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明确了这个内容，“我感觉这是一大进步”。他表示，除了满足死刑犯和家属这种人性、亲情的需要，死刑犯的后事、可能存在的民事纠纷也都需要通过会见家属来落实，这种会见是非常有必要的。
落实“会见权”仍需通过立法保障 根据易胜华了解，在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前，有的地方死刑执行前不通知家属，对死刑犯本人也是执行前一两个小时通知。易胜华分
但是，易胜华认为，即便是有苦衷和压力，也不应当成为不让死刑犯会见家属的理由。“死刑犯已为其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其基本权利应该保障。”易胜华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看来，最高法院虽然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而实践中司法解释的效力是很高的，但毕竟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不如法律。而要让死刑犯会见家属真正得到落实，应当通过立法来保障。易胜华也表示，法律是刚性的，只有从法律上明确会见家属是死刑犯的一项权利，保护起来才更有力度篇三：死刑犯的最后人生 死刑犯的最后人生：互相道别 最后一餐很少吃光 2013年07月13日 02:21 来源：人民网 更多 分享到： 原标题：死刑犯最后的人生 死刑犯最后的日子心理变化非常明显。一位看守所民警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将要或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死刑犯，在经历了哭闹和情绪崩溃，当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
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关必须要自己过。
对于自己要被终止的人生，死刑犯会用很多字来记录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那几步做细致的解释。
接到死刑复核通知当晚，“监室的气氛通常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人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赵亮从警之后便在看守所工作，因综合素质强，很快就被编入死囚监舍的值班名单中。
他说，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无论上诉与否，从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调换到死囚中。
情绪的波动是难免的。“宣判后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难正常作息，哭闹是常有的事，面对生死大关，人难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溃。”赵亮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在此期间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十分明显，“哭闹、崩溃、平复、忏悔、面对，几种情绪周期性连续出现。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下来时，又开始变化，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监管死囚监舍多年，赵亮目睹了太多死刑犯最后的人生时刻。
等待“执行”是种煎熬，和民警聊天缓解压力 赵亮说，终审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称为待决死刑犯，会加上更重的脚镣械具，行走要手提着才可以挪动，走路时声音很大。
对死囚的监管工作主要分为三块内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绪崩溃发生意外；二是对死刑犯做针对性教育，使其逐渐接受极刑惩处这个结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对罪行面对现实；三是保护死刑犯合法权益，并接受死刑犯的举报和申辩。
“终审回来头两天晚上，多数人会坐在那里仰头空想，唉声叹气或是小声地哭。”赵亮说，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大关必须要死刑犯自己熬过去。” 一般要经过一周多的“折腾”，大多数死刑犯的情绪会渐渐平复，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时候执行，“有时也问我们，一般都说一年多。”赵亮说，“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执行，这是一种煎熬。” 等待执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离监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决死刑犯之间的主要接触。
“死刑犯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了，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极刑惩处，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赵亮说，这时，很多待决死刑犯会聊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更会总结出自己走错那几步的前前后后。
几乎所有待决死刑犯都会在这时袒露心扉，毕竟来日无多，能有人倾听也是一种压力缓解。
写遗书很费时间，有人写几个月，有人会写一年 在监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斗争后，一般会悔过，也会对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才让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发生了改变。“这时候大多忏悔是真诚的，等到要死时，死刑犯一般会将心比心地想，人家连认识都不认识就被杀了，这个事到哪儿都说不通。” 赵亮接触过的许多抢劫杀人犯，几乎都不认识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会主动要纸笔写遗书。因监管需要，大多数情况下，会由轻罪在押人员协助书写，死刑犯只需口述。写遗书很费时间，有的人甚至会写一年，有的人则是断断续续地写几个月。赵亮和同事偶尔会遇到不写遗书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赵亮说。
在死刑犯的遗书中，最常出现的句子是“别走我这样的路”、“对××（受害者家属）说对不起，我错了”。
无论是连环杀人犯还是其他暴力犯罪，对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这样的告诫，有些人还要求监管民警或法官给受害人家属捎话赎罪。
对于自己被终止的人生，大多数犯人会用很多字来记录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几步人生阶段做细致的解释。
赵亮觉得，其实，“如果没有犯罪，他们都是普通人，也有过努力和奋斗，只是虚荣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错。”在许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于常人的虚荣心和争强好胜，表现得更明显。
最后三天道别多，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 赵亮说，当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复核通知抵达后，原审中院法官会提死刑犯签收。
“这时，死刑犯会有新一轮情绪变化，回死囚监舍路上几乎都不说话。进了监舍，其他在押人员会问是不是见法官了？”赵亮说，在押人员一般都对死刑复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员的口口相传，让很多执行细节被熟悉。
一般情况下，得到死刑复核通知的死刑犯会经过一个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复常态。因为同屋的人会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则会把自己所有物品清点一番，除了留给家属的遗物，脸盆、衣服之类会分给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会得到看起来好一些的物品。
“这时候，监室内的气氛通常会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死刑犯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而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最后一顿饭，有人想吃臊子面，有年轻的想吃“肯德基” 到了临刑前一天，尤其是会见家属后，死刑犯很少有睡觉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下午，大多数死刑犯会喊几次报告，想见一下熟悉的监管干警和看守所负责人，说的都是些感谢的话语，并行礼，感谢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顾。因为平时，一些死刑犯家属遇到困难，看守所民警会赶去家访，并会同当地的职能部门交涉维权或协助处理。
“在一起时间太长，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领导不会待很长时间，安抚过后会向死刑犯询问最后的愿望，对一些不出格的要求，会尽量满足。”赵亮说。
赵亮曾几次开车出去买死刑犯的最后一顿饭，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面、泡馍或者饺子，有的则是想吃一顿炒菜，有年轻的则想吃一顿“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见的，即使是香烟，死刑犯最后要求大多会被满足。赵亮很少见到有把饭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动几筷子，说声“饱了”就作罢。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会洗澡梳头，同屋的会帮着涂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妆。
“死刑执行复核下来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般比较忙，这样也好，能冲淡恐惧心理。”随着临刑日期临近，监管民警的神经也紧绷起来。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脚镣，移交给执行的法警，任务才算结束。
他们大多有被溺爱的童年 遇事应多问父母，少请教“兄弟” 赵亮长期接触和关注死刑犯。面对记者，他说：“你们很多媒体关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标签化、脸谱化。他是犯罪了，十恶不赦，可背后，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挣扎，也有儿女情长。或许，他的生活里95%的时间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现了偏差，严重犯罪最后判死刑。” 长期的工作经历中，赵亮发现，死刑犯们大多有过被溺爱的童年。“小时候有错误，家人就护着宠着，年龄越大错误越大，最后谁也收不住。”对于独生子女教育，赵亮也说不清溺爱的界线，只是建议家长守住朴素的社会道理底线，“对成年人来说，是对还是错，要区分起来并不难。” 他建议，社会个体在遭遇冲突困惑时，最好问问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轻人却愿意相信所谓的“兄弟”，“那都是电影里的桥段，问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用命来保护孩子。” 在赵亮监管过的死刑犯中，绝大多数人在临刑前会告诫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赵亮和同事有时谈论起某个死刑犯时，最终都会说成一个悲剧故事。
“几乎没有谁天生就是杀人恶魔，家庭环境和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远。不过，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复杂的社会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围的现实很糟糕，出了事也没有地方说理，化解不了，最后疙瘩越来越大，成了严重暴力犯罪。” 法警郑君也有同感，他觉得现在社会里维权成本太高，结果导致一些矛盾以连续悲剧出现，可是很快又被遗忘。
他们都建议能有更多社会学者关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会因素，“现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样，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现了一些状况，要给社会吃药，才是最大限度减少死刑犯的根本。”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赵亮为化名） 临刑前，他们说…… 美国公布500死囚临终遗言 还原死囚临刑前内心世界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截至今年6月26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被处决的死囚人数达到了500人。自从得州1982年12月恢复死刑后，所有被处决犯人的遗言都被记录了下来。近日，得州刑事司法部网站公布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放了这些死囚的临终遗言。
表示清白 很多死囚利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明白，当我说我没有杀死你的孩子们的时候，我说的是真相，”1997年4月被处决的戴维??斯彭斯表示，“说实话，我没杀过人。” 表示歉意 “我想向受害者的家人道歉，”死囚科尼留斯??高斯被处决前说道，“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但我希望上帝能因此原谅我。” 杰马尔??阿诺德1983年抢劫一家珠宝店，枪杀了21岁的女店员玛丽??桑切斯。他说：“你们失去了所爱的亲人，我对此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也是个人，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我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无法给你们答案。我只能给你们一件东西，并且我今天就要把它给你们了，这就是我的生命。” 表示接受 有些死囚则在临终前表现出对死刑惩罚完全接受。查尔斯??巴斯因杀死一名警察而被判处死刑，1986年他在30岁时被处决，他的遗言是：“我罪有应得，告诉大家我跟他们道别。” 詹姆斯??科尔本在2003年也说出了相似的遗言，他因诱奸不成谋杀一名女子而被判死刑，被处决前他说：“这一切本不该发生，既然我就要死了，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知道这是个错误，只能怪我自己。” 表示委屈 有一些死囚知道自己犯了罪，但认为自己罪不至死。
“我已经坐牢8年半，7年前我成了死囚，我在监狱表现良好，我认为自己已经不会再对社会造成威胁了。我觉得对我的惩罚已经够了。”死囚里奇??格林表示。
“过去大约9年里，我一直在思考死刑，这个惩罚是对还是错，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不认为处决了我之后，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在2001年被处决的杰弗里??道格第说。
表示轻松 一些死囚则试图用幽默轻松的话来缓和一下刑场的沉重气氛，比如杰斯??赫南德兹。赫南德兹曾用手电筒击打一个女孩和一个11个月大的男婴的头部，结果造成男婴死亡。
2012年3月，赫南德兹被处决，在死亡来临前他选择给自己最爱的橄榄球队加油，他喊道：“加油，达拉斯牛仔！” 文档加载中...广告还剩秒
死刑执行通知书
罪犯已经本院裁定减刑，请按下表执行。刑执字第号刑事裁定书 签发人经办人 罪犯已经本院裁定减刑，请按下表执行。
刑执字第号刑事裁定书 你原判的刑罚，已经本院裁定减刑。现交付执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样式145的说明 一、本样式供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的罪犯减刑后交付执行和通知罪犯本人 三、主刑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应当填写“起刑日期”和“刑满日 期”两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一条、第八十条的规定，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 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 从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
你院执行死刑的罪犯因有下列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建议你院暂停对罪犯 执行死刑。
一、本文书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在对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 案件进行临场监督，依法提出停止执行死刑建议时使用。制 作单位为执行死刑的中级人民法院对应的分、州、市人民检 察院。
三、送达范围：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各一份，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一份，派驻看守所检察室一份。
四、归卷：检察卷一份，检察内卷一份。
因停止执行的原因消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本院决定 撤销对罪犯暂停执行死刑建议，我院号停止执行死刑建议书作废。
一、本文书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在撤销本院对罪犯停止执行 死刑建议时使用。
三、送达范围：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同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各一份。
月18日和19 日，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涉及22 起案件的 27 名罪犯执行枪决，后该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 体公布了这一消息。据称这是晋城历年来集中死刑人数最多 的一次，在事先不召开公判大会、不游街示众的情况下，27名罪犯被处决的消息是通过法院的新闻发布会让群众得知 的，而且在罪犯临刑前，被安排与亲属会见。新闻发言人说， 此举“体现了对死刑罪犯人格权的保护”，“体现了司法文明， 执行文明”。(《山西晚报》3 20日)不管媒体刊登这则消 息的用意何在，反正我看了晋城中级法院的做法，感到的却 是吃惊，也没有感觉出这种“死刑集中执行”是一种文明。首 先，27 名罪犯被处决的消息是通过法院的新闻发布会让群众 知道，我想知道的是对这些罪犯的终审宣判是公开的吗？不 开公判大会确实值得提倡，但不开公判大会，不意味着对死 刑犯的判决不能公开，也不意味着可以对死刑犯不公开宣 判。特别是如今很多法院都是对死刑犯进行二审宣判后，即 对死刑犯进行执行，即使这种宣判不是在公判大会上，也应 当是有旁听群众在场的公开宣判。如果晋城中院也是这种对 死刑犯宣判死刑后即执行做法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违犯有关 法律的规定。因为对死刑犯的终审判决也必须进行公开宣 判，绝不是把死刑犯执行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可代替的。我国 法律还规定，执行死刑不应示众，但执行死刑应当公布。其 次，这是晋城历年来集中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样的 “运动式执法”文明吗？去年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 《通知》中专门强调，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后，应当按照 法律规定及时公开宣判并送达执行通知书，不得为了营造声势而延期宣判和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还向媒体 指出，这项规定明确反对集中宣判和执行，是对一些地方动 辄开展所谓“集中公审公判”等运动式审判活动的否定。既然 “集中执行死刑”已被最高法院叫停，那么晋城中院却把此当 作一种“成绩”来宣传，这种做法值得提倡吗？我认为，最高 法院的通知是为了法院的审判工作更规范化、制度化、法制 化，而晋城中院置这样的通知规定于不顾，他们的做法何谈 司法文明？应当看到，“集中执行死刑”的做法不是仅晋城中 院还在坚持这种“错误”，当我们把“公判大会”一词在互联网 上搜索时，在最高法院叫停“集中公审公判”后各地继续“我 行我素”的消息就不下几十条，这说明最高法院的要求在各 地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这种集中 执行死刑的做法各地还乐此不疲地在搞，其中重要一点，我 想就是各地还没意识到“集中执行死刑”也是一种司法不文 明的表现。不召开公判会、准许亲属与死刑犯会见固然是司 法文明的表现，值得推广提倡。而对于“集中执行死刑”既然 也是一种司法不文明的表现，最高法院也已经喊停了，可为 什么下面的法院就不能停下呢？来源：《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