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胡适课程论文提纲
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
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
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
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
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
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
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
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
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
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
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
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
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
背景介绍
·研究现状
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
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
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
结论和展望
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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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4月22日09:22 来源：
原标题：“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民国热，在一些人看来，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乃至社会风气等等一切，都是那么的“高大上”，那么的十全十美，那么的令人追忆和怀念！毋庸置疑，我们以前对民国这段历史存在着许多误读、误解甚至曲解，现在有必要给予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但不能矫枉过正。以胡适的学术研究为例。胡适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开创了许多第一。充分肯定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应该的，但肯定到什么程度，则又必须实事求是。现在有人称胡适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人，其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人超越，也无法超越，有人甚至言必称胡适，一谈问题，就必引胡适的语录，说胡适是如何如何说的，胡适之言论俨然成了评价思想或学术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我以为，这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胡适对自己曾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价。1924年，他在答章士钊的一首诗中写道：“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尽管这是胡适的应酬之作，然而“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对自己在现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之地位的自我定位和价值评估。这种自我评价恰如其分。谈到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提倡的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在文学革命方面，胡适居功甚伟，是他首先发出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有名的“八不主义”；也是他最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来。在实践方面，他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并最先用白话文翻译欧洲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高尔基、契诃夫、莫泊桑、都德、史特林堡等不同国籍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他也是提出戏剧改良的第一人，他所创作的《终身大事》，被人视为中国话剧的开山之作。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提倡文学革命，还是实践活动，胡适也有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则与胡适本人的性格和才情有关。比如他的《尝试集》虽然打破了旧诗的“清规戒律”，却未能形成新诗的格律，其中不少仅仅是分行排列的散文，缺乏诗的意境。胡先骕就批评胡适的《尝试集》虽然号称是中国新诗的开山之作，但实际上“以172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44页，旧式之诗词复占50页，所余78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诗者，仅有14篇，而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剩下的11首新诗，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之眼光观之，其形式和精神，皆无可取。当然，胡先骕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尝试集》提出批评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客观公正。但《尝试集》的文学价值不高，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胡适自己也承认，《尝试集》“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第二编的诗，虽然语言形式作了点创新，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也正因为如此，当20年代初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诗集出版后，胡适的《尝试集》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如果说提倡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使胡适“暴得大名”并成为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出版则初步奠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书是胡适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译成中文时取名《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增扩改写而成，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不到三年，就再版七次，其影响之大，实属空前。原因就在于：作为第一部用西方的学术观念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突破了旧学者不敢质疑的经学范畴，把原来只供人们顶礼膜拜、不敢非议的尧、舜、汤、文、武、周公等“圣贤”撇在一边，而从老子、孔子开讲，把历来被人们认为不能议论的“至圣先师”——孔子和老、墨、荀子等其他哲学家相提并论，正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所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尤其是30年代后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究其原因：第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问世后，再也没有卷中、卷下了，也就是说他只写了先秦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只占中国哲学史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写到明清，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以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所谓解构，建立起符合西方学术观念的中国哲学史，用他在该书中的话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是以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为依归，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新诠释，以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换，他曾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引用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明其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为了继往开来，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的。”而进入30年代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接着”中国的“哲学史讲”更有利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树立。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三四十年代后，真正走进西方大学课堂的不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她最困难的时候，读的不是胡适的书，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许也是一个例证。除了提倡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和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外，胡适另一项重要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他的小说考证。据统计，从他1917年5月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到1962年2月去世前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他写的考证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字达45万字之多，这其中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胡适考证小说用力最多、成就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的是对《红楼梦》的考证。他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之新观点的提出，打破了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楼梦》迷雾，将《红楼梦》研究引上了正确的学术轨道，并开了一代“新红学之风”。从此，胡适的“新红学”取代了“旧红学”的地位，左右《红楼梦》研究30余年之久。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胡适的考证小说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学生、也是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就曾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虽然打破了“旧红学派”的迷雾，但他自己“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不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一创作规律，因而又陷入了以《红楼梦》穿凿附会曹家真人真事的“迷学”。因篇幅的关系，我们仅从提倡文学革命及其实践活动、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和考证小说尤其是《红楼梦》考证等几个方面粗略地论述了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胡适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是巨大的，但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胡适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力所不及或不能的地方，我们既不能贬低也不能拔高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或许是对胡适最实事求是的评价。（郑大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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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1版2003年12月2次印刷。躺在书架上装逼多年了，一直未通读。是日取之读之，仍感困窘，原因在于，如果说胡适“书虽然读得不多（傅斯年语）”，那么自己就是文盲一个。于是先全力搜索相关评论资料。? 《大纲》上卷自1919年2月出版后便不胫而走，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发行，到1922年8月已出至第8版，两年内总计印刷7次，累计发行量达一万六千册。1932年13年的出版周期内，就再版达15次。仅民国时期对此书发表评论的大师级学者就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垣、梁启超、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柳诒徵、蔡元培、冯友兰、李季、贺麟、顾颉刚、刘文典、容庚、吴虞、余家菊等30余位，可见其在学术界的影响。? 蔡元培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欣赏作者的“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他认为，此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北大教授刘文典称赞之为“近代一部epochmaking的书，就是西洋人著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和美国的Thilly二位名家的书，著得同样的好”。冯友兰的“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 心中疑惑，有那么好么。再联系他“自吹”的“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它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以及搜出的一些八卦例如其活动能力，名望地位，半部先生等等，恶感顿生，感觉是学霸政客一个。? 加上“批判”二字搜索，从学术上，此书的恶评不少；从政治上，国共两党对其人似乎都不甚待见。甚是感慨，不过如此。仔细查看诸多“学术”批判，分述如下。? ? 章太炎收到胡适送他的《大纲》，简单回信指出其中讲庄子进化论的一段文字训诂有误：“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定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义。仍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庄子说的“万物皆种也”你看作《易传》说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又说“首出庶物”这是万物一元的话。后来又说“群龙无首。天德不可为首也。”却是无尽缘起的话。自说自破。庄子也曾说一元的话，只“万物皆种也”一段。就说无尽缘起的话。仿佛佛家由阿赖耶缘起。如来藏缘起。转入无尽缘起。万物一元。其实尚差。他不说万物同种。却说万物皆种。明是彼此更互为种。所以下边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这就是华严“无尽缘起”的道理。若万物一元的话。古今中外。大概不异。只是所指的元不同。却不是庄子的意。你要细看。”? 章太炎把对胡适的不满还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给柳诒徵的一封信上，他不无掩饰的发泄对《大纲》的不满说：“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尚书史体未备，如尧典首章不详实事，有如碑颂，甘誓发端不记主客之类，是由当时史法未成，不得谓非信史，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康长素之唾余，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证，且古人往矣，其真其伪，不过据于载籍，而载籍之真伪，则由正证反证勘验得之，墨家亦述尧舜，并引诗书，而谓是儒家托古，此但可以欺不读书之人耳，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推其所至十七史之作者，骸骨亦已朽矣，一切称为伪托，亦奚不可，而儒家孔子究竟有无其人，今亦何从质验，转益充类，虽谓我生以前无一事可信，无一人是真可也，此其流弊，恐更甚于长素矣”。章太炎此信本是答复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而作，其意在褒扬柳对自己“旧说”的指摘，但通观全文此信却成了对胡适的“声讨书”。? 章、柳的这种唱和之作缘起于前述柳诒徵的《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虽然柳文指摘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一些论点，但明眼人不难发现其主要矛头在于胡适的《大纲》，以及作为《大纲》论学框架之一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柳文从《大纲》入手，认为“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故于《书》则斥为没有信史的价值。《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一文还列举了《大纲》中多处自相矛盾之处，如提到胡适认为先秦显学只有儒、墨、道三家，而儒家之书又大多不可信，因此道墨两家才真正是“胡氏所心折也”，矛盾之处在于“胡氏疑古。而道墨两家，则皆信古”，更甚者“墨子之书，动辄称引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胡适说这是“温故知新，彰往知来”。柳诒徵于是下结论说“胡氏之说，在皆失其根据矣。”? ? 胡适用进化论来解释庄子思想，不仅中国学界的元老不能接受，实际上连西方哲学家罗素都不认可。1923年，罗素在评论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时说：“胡适博士认为这一时期的某些哲学家已经具有生物进化的观念，但是就他引用的材料来看，似乎并不能证明这一点。”（《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 ? 1922年3月梁启超在北大讲演《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收载于其《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八》中，梁的批评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胡适声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大纲》撇开夏、商、周三代，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不免让人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大纲》疑古太过，凡所怀疑的书决不征引，只得拿孔子、老子前二、三百年的《诗经》的资料作唯一的时代背景，这“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来做现在的背景吗”？? 3、从老子讲起是不对的，因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 4、以“知识论”来讲孔子，只是“弃著华而取糟粕”。因为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上只占得第二、第三的位置。孔学的根本精神是如何做到“我的思想行为与我的生命融合为一”及“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孔子的“学”并非如《大纲》所言“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而是“活动”和“体验”。? 5、相信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这是厚诬了孔子，是对孔子人格的不敬。? 6、以生物进化论来比附庄子哲学，不可取。庄子和孔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只是实现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 7、总说一句，“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 如果说梁启超对《大纲》还有称赞的话，中共早期成员，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季就纯属高级喷子了。其193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我的生平》，在第三卷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用“辩证唯物法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把《大纲》从里到外喷了个体无完肤，此书有完整的djvu格式电子书。后单本发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一书，我找到相关的电子书籍并转成了pdf格式，可惜有缺页不全。兹摘录《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目录如下：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根本缺点；二、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三、对于所谓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的批评；四、介绍梁启超所说的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并加以批评；五、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老子杨朱庄子的批评；六、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七、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墨子和别墨的批评；八、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法家的批评；九、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前三世纪思潮的批评；十、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古代哲学中绝的批评；十一、对于《哲学史》的总批评。? 专业！相当的专业。要么胡适怎么说“批评我的书，李季写的还比较好”。可惜这个李季长期消失在官方历史中，如今也仅能找到关于其生平事迹的零星片语。山东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季》对李季的思想作了评述，其中对涉及李季喷胡适《大纲》的内容有总结：? 1、质疑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理想方法”? 胡适著哲学史的“理想方法”主要包括述学、明变与求因、评判。李季认为述学是“一部书的关键”，胡适的“述学”方法“狭溢浅薄”。他对胡适提出的“述学”三个步骤逐一进行解剖。他认为胡适 搜集史料”的范围过狭，史料的内容不仅包括“各哲学家的著作”“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还包括考古学所得的材料如殷墟的甲骨文。胡适在史料方面的缺陷导致他“不明先民自然史和文化史的情形，不懂他们经济结构和阶级形成的状况”“不能探溯哲学的起源”，因此也“不能做出一部正确的哲学史”。其次李季说，胡适“审定史料”的方法也有问题，尤其指出“旁证仅限于从别书里寻出的证据，这自然是不够的”。最后，李季批评胡适整理史料的方法太单一，仅限于“校勘”、“训诂”、“贯通”三种方法。胡适所说的“明变”，主要是“思想前后的传授关系和古代思想演变底前后的顺序”，是一种从思想到思想的方法，根本就找不出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规律来。因此李季说：“所有思想的变迁与歧异绝非随意形成，有思想本身的原因，也各自有其深刻的背景。”，胡适的明变犯了“用唯心论作解释的毛病”。胡适列举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约有三种：个人才性不同；所处的时势不同；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李季批评他“求因不从阶级着眼，偏从个人的才性着眼，是弃其大者而取其小者，不从社会基础的经济入手，偏从空洞的时势入手，是弃其根本而取其枝叶，不从实际生活中去找线索，偏从思想学术中去找线索，是弃其重者而取其轻者”气胡适以效果作为“评判”标准，这些效果是（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李季说：这“是实验主义唯心观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所隶属，断没有超阶级的人。所以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同一种思想或学说的效果的估价是不同的。对于一阶级的人有效果的东西，对于另一阶级的人未必有效果，也未必有价值。如庄子的定命主义，自荀子看来是没有用的，对陶渊明，苏东坡看来是有用的。所谓效果，有用都是主观的，都是随阶级的不同而互异的”。总之，正如叶青在《胡适批判》中所说：“胡适底中国古代哲学史……在原因方面是错误；在变迁方面是不足，等于没有说到；在叙述方面是任意割裂，断章取义，并未把握着人家底全体系。而在评价方面，则纯是在实用主义底外观下做实际上的主观的批判。”? 2、批评胡适“不从社会基础的经济入手，偏从空洞的时势入手”寻求中国哲学史发生的背景。? 对于《大纲》中哲学史发生的探寻，李季此书用前三章进行批判，大体上从两个大的方面展开，分别是批判胡适的“时势生思潮，思潮生时势”理论，二是逐条批评胡适对老子孔子三百年前的“时势”与“思潮”。首先从理论层面，李季批评胡适“不懂时势与思潮的因果联系”。胡适在第二篇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中提到讲哲学史的前提条件是“研究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那时势所发生的种种思潮”，而“时势”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而这两种时势的关系是“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李季指出胡适的观点有两处错误：“胡适把‘时势’与‘思潮’并列起来，并没有回答究竟是哪一个为主，哪一个是决定因素的问题”，这是“他的实验主义的唯心论”的错误，此其一。其二，胡适“所谓‘时势’是指一个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社会状态不独包括政治，还有经济，胡适将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并将政治放在经济的上面，这是他不懂历史的原动力的表现”，这是实验主义多元论的表现。其次，具体来说，胡适对老子孔子以前三百年间的“时势”与“思潮”作了错误分析。胡适参照《诗经》、《国语》、《左传》几本书，指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史繁荣的“时势”是：第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②李季指出，胡适对于中国哲学怀胎时代举出的四种“时势”，不具有典型性，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形。胡适的第一个“战祸连年百姓痛苦”，李季说，胡适对战争的看法太片面，“只感觉到他的消极作用，看不出他的积极效果”，这都是由于胡适“缺乏经济学的知识”所致，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除消极作用外，还“使中原文化向四境发展，分立小国被兼并，封建地主被推翻，新兴地主获得土地，越国界的商业发达，渐成社会中心势力。”第二个时势“社会阶级渐渐消减，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等：王（天子）；诸侯（公侯伯子男）；大夫；士；庶人”。李季认为胡适混淆了阶级与等级或阀阅的概念。李季的等级与阶级的观点是来自布哈林历史唯物论的学说。他指出“阶级与阀阅是两个不同的人群，他们在内容上不相等，阶级是一种经济的社会区别。阀阅或等级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区别”。资产阶级革命前，西方有三个阀阅，即贵族、教士和平民。李季认为古代中国与其有相似之处。胡适所说的王、诸侯、大夫都是贵族，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同为一个享特权的集团。中国的士与西洋的教士阀有相似之处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为古代职官的来源。士有文武之分。士的等次在贵族之下，庶人之上。中国的庶人也和西洋的第三阀相当，他们在法律上多半只有义务，绝少数权利。第三个时势，李季反对胡适的“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封建时代渐渐消灭”的观点，他认为封建制度直到战国时代依然存在，只不过那时这种制度正处在崩溃中。在阶级方面，李季认为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是一，封建的地主（贵族），新兴的地主（士）与小农（自耕农佃农之类）贫农雇工。二，债权者与债务者。三，商人与手工业者及农民。四，流动阶层。至于第四个时势，李季认为政治的黑暗腐败几乎是中国几千年来经常的现象，并且那时有几个国家并不黑暗，因此胡适的第四个理由也因不具备独特性和普遍性而遭到李季的反驳。胡适所探寻的哲学发生的原因确有许多弊病，其他学者也有非议。梁启超先生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的两大点错误中的第二项是“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胡先生说哲学勃兴的原因……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叶青也指出：“胡适底四种原因，根本不对。”? 3、批评“胡博士做哲学史，不从阶级的观点着眼”。? 《批判》中说：“我们要研究一个人或一批人的学说，当从大处着眼，先确定他或他们的阶级性，然后不致误入歧途。”冯友兰在批判《大纲》时也指出：“哲学都是某一阶级底哲学。哲学家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各哲学流派所以有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见解，因为它们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是不同的，甚至矛盾的。”可见各哲学家的阶级性的研究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胡适将“那时的思潮”分为五派“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愤世派”（激烈派）。李季认为，这种划分的错误之处：“最大的缺点是不从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各派，以致弄得极为混乱。”，“前四派是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因为阶级的地位发生摇动，找不着出路，所以有忧时，厌世，安命，恣欲的种种表现。后一派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虽因力量薄弱，不能做积极的反抗，但却敢于冷嘲热骂，具有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了。”李季认为，胡适讲哲学总是从唯心论出发，不是错误解释老子、孔子的阶级性，就是忽视墨子、法家的阶级性。从《大纲》中我们知道胡适说老子是革命家，孔子为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代表。李季认为将主张历史倒退到“小国寡民”社会去的老子冠以“革命家”的头衔是非常荒谬的。李季说胡适认孔子是“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保镖”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由于胡适对诸子阶级性的无知，导致对他们思想的解释也有很多荒谬、错误之处。李季是这样批评胡适对诸子各家思想的解释为：首先是对道家哲学的错误解释。李季说，胡适对老子哲学的解释只是他的一种“穿凿附会”，“胡博士因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不明白老子立论的来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为解释”，大肆赞美老子的“道”。另外，由于胡适不从阶级的观点立论，故“只知道庄子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是‘守旧党的祖师’，而不知道庄子为什么抱一种“极端守旧主义”。其次，《批判》中说由于胡适没有对孔子的阶级性“细心精密地分析过”，“他所讲的孔子的学说是很浅薄而支离的”。李季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批评：一、针对胡适所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孔子可能曾整理过《易经》，但《易经》决不是孔子学说的“根本”，因为孔子学说是很少有“变易”的辩证法思想的。李季认为胡适的“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表现孔子哲学的特点，因为所谓万物变化由简而繁，制度文物起源于意象，就是中国古代唯心哲学的通则”，要讲孔子哲学，“必须以阶级为根据，否则无论自以为见解怎样迈越前古，总是浅薄无聊的”。二、胡适将孔子的“正名”说成是“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孔子是“中国名学的始祖”，也是一种“皮相之谈”。李季说：孔子“虽自称为‘信而好古’，但遇事自有斟酌，并不迷信古代的任何种制度”，“孔子的目的不在恢复封建制度”，只是谋本阶级的利益。三、孔子的“学”字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李季也认为十分牵强，“像他（孔子）那样集大成的人”“何至于把‘学’专限在读书？”李季对胡适关于墨子的讨论也持有异议，他说：“墨子思想是本阶级的立场的体现。胡适不是就墨子的立场下批评，而是就他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立场下批评”，导致他认为墨子哲学的根本只在他的应用主义，李季也指出：“墨子的三表法完全是站在本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上的一种实际应用的工具。我们如果要批评他的得失，当从当时具体的事实和状况立论，才昭平允。但胡博士却只知道用实验主义的死法子，来对付三表法。”李季花费相当一部分篇幅跟胡适争论杨朱哲学产生的原因。胡适在《大纲》中指出：杨朱哲学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当时的社会政治都是很纷乱的，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这种时代发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哲学，是很自然的事”。针对这点，李季进行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具有普遍性，“纷乱”、“战争”、“痛苦”等字眼“可以应用于当时每个哲学家的身上，然绝对不能说明，同样的纷乱，战争，痛苦，何以使老子，杨朱，庄子等成为反动派，孔子、墨子等成为改进派。陈仲子，许行等成为革命派”。李季指出必须从阶级的观点着眼，才可以弄清楚，“因为第一种人是代表旧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当旧制度日趋崩馈而不可救药时，他们只有出于反动，厌世，或出世一途；第二种人中的孔子是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子是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当新势力日形发展时，他们的改造便愈谈得起劲；第三种人是代表最下层的无产阶级的，当这种人民的痛苦日深时，他们的刻苦自励也日进。”总之，李季批判胡适的古代哲学史研究：对老子的学说不能正确而扼要地叙出；对于充满墨子书中并为其学说主脑的农夫，百工，妇人，绝不提及，故意掩蔽其阶级性，宣言他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对于公孙龙、惠施等的诡辩，一律加以辩护；对于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故为吹嘘；许行的市价不二论，用互助的社会这种大名义曲为掩护。对于法家的学说完全没有找着要点，尤其是因管子和商子非管仲、商鞅所作，即舍弃不顾，殊不知此等著作仍旧可以表现战国时代的思想，不能存而不论。? 4、批评胡适不从阶级和实际生活中去寻找，偏从思想学术本身去阐述哲学发展和中绝的原因? 胡适说：“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之先导”，即“认为中国古代的法理学是儒墨道三家哲学的结果”。李季认为“这是一种极浅薄的形式论”。所谓儒墨道代表三个不同的人类集团，就是道家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儒家代表士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墨家代表被压迫的农工阶级，到了末流，这三种阶级格格不相入的学说，怎能浑在一起而产生法家呢？《批判》中说：“一，凡对于一种学说的评判当注重其内容，不得单就字面斤斤较量。例如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胡适便说孔子受老子的影响，这是一种极皮毛和错误的说法，老子是在孔子之后。二、当各种学说互相对峙的时代，彼此互相影响，本是常有的事，不过当一个人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学说应用在一起时，必有轻重主从之分，而且不悖于自家的立场，否则不成其为一家言。”关于墨子思想产生和灭亡的原因方面。胡适说：“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象，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墨子攻击儒家，处处和他对抗，这是事实，但把反对儒家看做因，把他自创一种新学派看做果，便是绝大的错误”。李季将墨学思想的产生归因在反对儒家，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墨学的起源是由于阶级的观点和儒家不同”，“要想彻底了解这一种新学派，当从分析墨子的阶级入手”。胡适认为墨家灭亡的原因是儒家的反对，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的猜忌。李季认为真正原因是农工业阶级的衰落。前资本主义的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当秦末时农工阶级由陈涉、吴广领导发难，起而革命，灭了秦，但被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刘邦坐收渔利。自此以后，这个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将农工阶级压在底下，供其剥削。所以代表他们利益的墨学随之灭亡。墨家的消亡和儒家的兴盛都是由于站在他们背后的阶级失败与成功的结果。胡适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一、怀疑主义的名学，二、狭义的功用主义。三、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方士派的迷信。李季指出，胡适“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是不能成功的，此其一。其二，这是胡适“外因决定论”的错误。这也说明了胡适底“外因论”底庸俗进化论观点。他认为一个学派和一个时代思想底显著变化，并不是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来的思想的影响。? 综上所述，李季批判胡适脱离阶级的立场，“只以当时的思潮为源泉”，所求的哲学发展和中绝的原因 只是胡博士主观上的因”。难怪，有人说：“胡适从以上胡适还认为古代某些思想流派所以取得支配底地位，而其他思想流派所以逐渐衰落，也只是由于各种思想互相攻击底结果。”? ? 1930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为代表的著作的出现及对其评介，民国学界对《大纲》的质疑和批评声就愈显激烈些。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曾没有明确点明的批评《大纲》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相较而言，同为冯著审阅人的金岳霖在审查报告中则直接以胡适的《大纲》为参照，他批评后者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未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 ?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是1930年代的作品，其阐释系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对胡适《大纲》及其所代表的实验主义方法的评价也成了一种近似于“革命”的口吻，如郭沫若在该书的序言中就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要对其全部进行“批判”虽说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学人对《大纲》在学理上的一种检讨，但亦说明了对《大纲》的质疑和批评达到了极致。? ? 至于1950年代起大陆对胡适的“运动战”，洋洋洒洒八辑共约二百万字的出版物《胡适思想批判》更是百犬吠声（三联出版社，有pdf）。这种奴性让人着实反感，虽然我喜欢激进文字，当年还曾经激动的在图书馆四处翻看原版姚文元文字。简略摘录一篇“学术”文献的批判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2期），主要有：? 1、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实用主义的教科书。这个典型戴帽子的过程是，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哲学，目的在于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而胡适在美国学到了这套反动学说，所以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点，在那个时期，包括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写过文章批判。? 2、胡适对其自说“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和“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自说不愿。这一点貌似很多人都说过，不过文字中的火药味十足了：胡适所谓“客观精神”，恰恰抹煞了评判的客观标准。这种两面开弓的手法，对反动的胡适来淤当然是有用的。一派学说，只要对反动阶级有利，对帝国主义有利，糟粕可以说成精华；相反，就不惜不顾事实，把精华说成糟粕。倒是象他自己炫耀的“化腐朽为神奇，化神奇为腐朽”。翻云复雨，信口雌黄，正是胡适的本色。……胡适所谓客观的评判，只能说明他自己的主观、任意、反科学，不能用来视明任何哲学史上的问题。? 3、取消哲学根本问题，把哲学史说成方法论（名学）排列的历史。这个主要是对胡适唯物唯心不分的批判。? 4、宣扬庸俗进化论反对辩证法。? ? ? 依此作评价：1、书还是好的，因为它的开创性，“要不是胡适，中国人的哲学史非得在三坟五典里兜晕头不可（谢无量1908年版《中国哲学史》）。”“（陈汉章讲课的风气）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用马列的观点来看，以资产阶级的立场去扬弃封建立场当然是重大进步，这一点能够理解。联系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背景，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评述，宣传民主，提倡科学，具有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作用。而在政治思想上，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旧传统观念作了一定的批判，正是《大纲》较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从学术的角度讲，在《大纲》出版以前，中国的哲学史著作史上，还没有人系统地提出过近代哲学史的写作理论，也没有人系统地用这种理论指导写成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大纲》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给哲学和哲学史下了明确的定义，规定了哲学研究的范围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至于其标榜的“立场”“方法”的好坏，恕我非专业人员，无法看出，只是欣喜看到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的出处，貌似陪伴了我的整个主动读书生涯，虽然多数时候忘记了这句话；2、根据诸位大侠小虾，书中不少内容似乎值得推敲，这一点恕我浅薄无法评价；3、书“过时”了，这是站在无产阶级马列主义的立场上的攻击，无奈受马列主义教育多年的我，竟无法对这一点进行分析和自我理解了，因为至今，我的哲学理念仍是马恩的唯物辩证法，或许真的应该去反思这一点，翻墙看看，其他人怎么说；4、再联系以下的八卦，对胡适此人，学术上不至于那么高，但是人格上有过人之处；5、从整个“国学”角度讲，此书看完容易，个人理解吸收难。? 另，近（2013年5月）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纲》的卷中出版，是肖伊绯根据胡适北大内部“讲义本”编纂而成，共计七章约为54000字。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家；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而根据上述各批判文献整体胡适未完成《大纲》的原因有，胡适无法用上卷的方法来完成下卷，以后转入思想史的编纂；据张岱年讲中国哲学至汉魏后，佛学介入，而胡适佛学薄弱，无发进行编纂。? ? ? ? 摘录一网文：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学博士）? 1、胡适自己的评价? 胡适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应该算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他的成名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下简称《大纲》），就是根据这部论文扩充而成的。由于《先秦名学史》的出版在《大纲》之后，而后者的影响，不论是对胡适本人，还是对中国的学术界，都远远超过前者，所以，《大纲》可以被认为是胡适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奠定胡适在中国学术界领袖地位的主要基石。确实，胡适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就相当高。1927年2月，胡适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中写道：? “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到了1958年，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的口气虽然不再那么大了，但他对这本书仍然相当自负：“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它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 2、评《中国哲学史大纲》? 那么，这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开山”之作，其“特别立场”和“特别方法”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按胡适自己的话说，这个“特别立场”就是“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而“特别方法”则要复杂一些。他在《大纲》的第一篇“导言”中说：“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25页。下同）。? 应该说，胡适作《大纲》的“特别立场”确实很“特别”，因为直到今天这个立场也没有得到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史家的认同。胡适自己就在那篇《自记》中承认：“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人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与之相反，胡适所使用的“特别方法”却是一点儿都不“特别”：从“述学”到“求因”，它完全是西方学术的常规，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他的第二步：“审定史料的真假”。而胡适“评判”各家学说的方法，“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则明显是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问题是：胡适在写作《大纲》的时候，是否真的使用了自己的所说的方法？这本书是否“明”确了“变”、“求”到了“因”、是否对各家哲学做出了准确公正的“评判”？胡适自己在《大纲》导言中说：“我自己深知道当此初次尝试的时代，我这部书定有许多未能做到这个目的，和未能谨守这些方法之处。所以我特地把这些做哲学史的方法详细写出来。一来呢，我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二来呢，我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25页）。不过，胡适当时的这种谦卑是在他的书稿能否出版都成问题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这恰恰和他后来的狂妄和傲慢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实，敝帚自珍，一个人对自己的作品评价过高是人之长情，超出人之长情的则是中国的学术界。直到今天，中国大大小小的学者，不论对中国哲学懂还是不懂，都会顺着胡适的口气，对这本书一口一个“开山”、“开风气”，到了八十年代，还搞出了一些什么“范型”、“典范”之类的概念，对它推崇备至。? 很显然，评价胡适的作品，应该从客观的角度，“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来进行。由于胡适所讲的哲学史的三个目的（明变、求因、评判）都是建立在“述学”这个基础之上，而“述学”的基础又是所谓的“辨伪”，实际就是选择述学时所用的史料，因此，对胡适这本书的评价，首先就是要看看他是如何“辨伪”的，然后再看看他是如何“述学”的。也就是说，胡适只有在尽可能准确地复述、解释历史上哲学家的本来思想的前提之下，他才有可能真的理清头绪，找到因果，做出评判。如果第一步工作差之毫厘，后面的工作就会失之千里。? （1）、胡适的“辨伪”? 根据胡适介绍的方法，他“述学”的基础就是整理史料，而整理史料的核心就是“辨伪”。而实际上，“辨伪”也确实在这本书的四大特色（“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之中占据半壁江山。那么，胡适是如何“辨伪”的呢？他有五大法宝，这就是通过“史事”、“文字”、“文体”、“思想”这四个“内证”，再加上“旁证”这个外证。（15～17页）。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对这五种辨伪的方法不拟多讲，但在此要提醒读者的是，这五大法宝使胡适拥有了想把谁打成伪书谁就是伪书的权力。比如，胡适为了证明《诗经》年代的可信，他就找出《诗经》中的《小雅?十月之交》中关于日食的记载。殊不知，《诗经》有诗三百○五篇，难道仅凭其中一篇的年代，就能确定其它所有诗篇的年代？而当他想要证明《尚书》的不可靠时，他就从中找出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说明它没有史料价值。胡适说：“《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28篇的‘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价值。……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18页）。就凭这个“依我看来”和“我以为”，上古五大文献之一就成了废物。这就是胡适“截断众流”的手段。? 再看看胡适是如何判断其他古书的。在导言中，胡适说：“表面上看来，古代哲学史的重要材料，如孔、老、墨、庄、孟、荀、韩非的书，都还存在。仔细研究起来，这些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大概《老子》里假的最少。《孟子》或是全真，或是全假。依我看来，大概是真的。称‘子曰’或‘孔子曰’的书极多，但是真可靠的实在不多。《墨子》、《荀子》两部书里，很多后人杂凑伪造的文字。《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韩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此外如《管子》、《列子》、《晏子春秋》诸书，是后人杂凑成的。《关尹子》、《鹖冠子》、《商君书》，是后人伪造的。《邓析子》也是假书。《尹文子》似乎是真书，但不无后人加入的材料。《公孙龙子》有真有假，又多错误。这是我们所有的原料。”（第9～10页）。? 既然“这些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好象是根本就没有办法作下去了。其实不然，胡适颇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他先把这些“原料”判为“质量低劣”，然后自己就名正言顺地当上了“质量检查员”，拥有了从中挑挑拣拣、任意取舍的权力。也就是说，在这本《大纲》中，材料的选择和使用并没有什么明确统一的标准，它完全由胡适自己说了算，要“依我”而行。据不完全统计，胡适在《大纲》中使用“大概”这个词84次，“假”59次，“伪”67次，“似乎”35次，“差不多”6次，“依我”16次。因此，凡是他认为可以利用的，他就说是可靠的；凡是他看不懂的，或书中内容与他的观点不相符的，他就大笔一挥，判为“伪造”，于是一钱不值。? 比如，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把老子列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胡适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他自己的这么一句话：“大概《老子》里假的最少”。但终其全书，胡适也没有给出说这句话的理由是什么。本来，胡适在《大纲》中引用《史记》达四十多次，对其中的记载多持怀疑态度。比如他说：“《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第60页）。“《史记》有《仲尼弟子列传》，……我以为这一篇多不可靠。”（第108页）。“《史记》说在惠王三十五年，是不可信的。”（第255页）。“我看这种种错误纷争，都由于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第269页）。“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第324页）。? 可实际上，在胡适所引的《史记》材料中，最不可信的是《老子列传》。但是，由于这篇文章中含有一条对胡适来说最有用处的记载，就是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孔子适周，将问礼老子”），所以胡适就花了一些力气来证明《史记》的可靠。胡适知道这篇列传中有“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这类荒诞不经的话，于是他无中生有地把《史记》分为“今本”和“古本”两种，然后他通过考证老子名字这个问题，说“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第38页）。既然如此，他就可以不用任何证据地顺水推舟地说：“《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第39页）。这样一来，他给读者的印象就是，《史记》中“孔子适周，将问礼老子”这句话就是来自“古本《史记》”，因此是可信、可靠的。结果，仅凭司马迁的“孔子适周，将问礼老子”和胡适自己的“大概《老子》里假的最少”这么两句话，老子就成了中国第一位思想家。实际上，胡适所读的《老子》（“今本《老子》”）并不是老子所作，至少不是胡适心目中的那个老子所作，这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已经是定论了。? 再看看胡适对墨子生平的考证。胡适在第六篇《墨子》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墨子名翟姓墨，有人说他是宋人，有人说他是鲁人。今依孙怡让说，定他为鲁国人。”（第127页）。不了解“墨学”的人读了这句话，一定会以为胡适相信孙诒让必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墨学”中一桩至今尚未了结的公案，但胡适就这么轻轻松松地一句话把这个案子给定了。最早记载墨子生平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中只有这么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三百多年后，东汉人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慎大览》时写下了“墨子，名翟，鲁人也”这么七个字。到了清代，毕沅、武亿等人经过实地考察，认为高诱所说的“鲁”是指西鲁，即今河南鲁山（当时属楚国），而不是指东鲁，即当时的鲁国，今天的山东曲阜。到了清末，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此盖因墨子为宋大夫，遂以为宋人。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又《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郢。’并为墨子为鲁人之塙证。毕沅、武亿以鲁为鲁阳，毕说见墨子注序，武说见授堂文钞墨子跋。则是楚邑。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实际上，孙怡让根本就没有肯定地说墨子是鲁国人，而只说“似当以鲁人为是”，因为他这么说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他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否定墨子为宋人。实际上，孙怡让说墨子“盖生鲁而仕宋，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至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但胡适却十分果断地“定他为鲁国人”。? 在“定他为鲁国人”之后，胡适接下来要确定墨子的生卒年代。因为他说：“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何时。”（第127页）。? 墨子生何时呢？如果根据司马迁，他与孔子同时或在其后。而根据孙怡让，墨子在孔子去世之后出生，与子思同时，生周贞定王初年（周贞定王元年为公元前468年）。但在此时，胡适却不肯相信孙怡让了，他改而相信汪中，说“我以为孙怡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第128页），“汪中所考都很可靠。”（129页）。胡适不说他为什么认为汪中所考都很精确，很可靠，他却转而批评“孙怡让所考的错处”：第一，孙依据的三篇文章，《亲士》、《鲁问》、《乐土》，“都是靠不住的书。”第二，根据《吕氏春秋》，吴起死时，墨家已经有了新的“钜子”，说明此时“墨子已死了许多年了”。（第129页）。于是胡适说：“依以上所举各种证据，我们可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500至490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指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425至416年）。墨子生时约当孔子50岁60岁之间（孔子生西历纪元前551年）。”（第129～130页）。? 胡适的这段考证极不合理。首先，孙怡让推测墨子为鲁国人的一个依据就来自《鲁问》，但胡适却对孙的“墨子鲁人说”坚信不疑；可是到了推测生年时，这个《鲁问》却又变得“靠不住”了。实际上，在胡适所摘录的汪中的“精确”、“很可靠”的考证中，汪中共引《墨子》文章六篇，其中四篇（《耕柱》、《鲁问》、《贵义》、《公输》）被胡适定为“后人所辑”，因此是属于“靠不住”、“不可信”的史料，但这并没有妨碍胡适认为汪中的考证“很可靠”。其次，胡适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得出“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许多年了”这个结论，但实际上，根据胡适提出的证据，只能说明“吴起死时”墨子不是墨家的“钜子”，根本就不能说明“墨子已死了许多年了”。再者说，胡适也根本没有证明这个“许多年”到底是“多少年”。就算我们假设墨子当“钜子”一直当到去世，那么，这个“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至十年之间”是如何确定的呢？胡适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差不多40年了。”（第130页）。这个“差不多”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差多少”，可能除了胡适自己，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第三，胡适即使能够证明墨子的去世年代，但他是如何推出了墨子的出生年代的呢？他也没有交代。[目前的观点是，墨子生公元前480年左右，卒公元前390年左右。（徐希燕：《墨子姓名里籍年代考》）]。? 就在《大纲》出版之后的第四年，胡适说：“材料固然是愈古愈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可是胡适在确定墨子乡籍的时候，不相信材料古老的《史记》，却相信晚它两千余年的《墨子间诂》；在确定墨子生年的时候，他不相信后人孙诒让的见解，却相信前人汪中。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出胡适是如何治学的：他那些规范、方法等等都是为别人准备的，而他自己却可以天马行空，任意往来。其实，即使按照胡适考订老子生平的方法，胡适也应该相信《史记》，而不是《墨子间诂》。? 孙怡让是清末考据大家，治学极为严谨，他的《墨子间诂》集前人研究墨子之大成，是墨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章太炎说孙怡让治学：“研精故训而不文，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转引自：许寿裳：《章太炎》）。因此，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情况下，孙怡让只说墨子“似当以鲁人为是”。这与胡适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定他为鲁国人”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实际上，孙怡让的许多墨学观点都被胡适接受，尽管不一定明确说出来。比如，孙诒让认为，《墨子》一书中，墨学要旨在自《尚贤》至《非命》的三十篇中，“所论略备”。他指出《亲士篇》“或称‘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旧，未可据以定为墨子所自著之书也”。《墨经》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术及光学、重学之说，精眇简奥，未宜宣究。其坚白同异之辩，则与《公孙龙书》及《庄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似战国之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旨”。这些，实际上就是胡适将墨子作品分成五类的基本框架、将墨家分为墨家和别墨的最早启发。但胡适在书中很少坦白地说出这一点（他只在《大纲》中提到孙论述《墨经》与《公孙龙书》和惠施的关系）。? 也许有人对胡适花费这么大气力来把墨子的生年提前几十年感到不解。其实，胡适做学问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材料迁就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根据材料得出观点。胡适为墨子争来的这几十年的时间，他于是就可以说“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状”这句话，因此是相当值得的。其次，对胡适来说，“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改善”正是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模式。在《大纲》中讲解庄子“万物皆一”的时候，胡适曾说：“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第245页）。所以，尽管这几十年光阴看上去不起眼，但对胡适来说却意味这“学识的进步”。最后，胡适做学问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喜好显示炫耀自己的学问和才能。而讲墨子时驳斥孙诒让，讲诸子时驳斥章太炎，恰恰是炫耀自己的最好途径。? 上面写了这么些文字，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证明胡适考证出了错误，因为在学术研究中出现错误是正常的；只要不是故意为之，是可以理解的。笔者的目的是要说明，胡适的考证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观点服务。胡适关于墨家的主要观点就是墨家学说产生的原因是对儒家的“反动”，因此，把墨子的祖国定在儒家诞生的鲁国，使墨子的生活年代与孔子更加接近，才能使他的这个观点“看上去”更贴切、更合理。果然，在“考订”了墨子的生平之后，胡适说：“以上所说墨子的生地和生时，很可注意。他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第130页）。? 象上面那样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比如，胡适为了说明孔子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就举出了三个宣传邪说的例子，第一是老子，第二是少正卯，第三是邓析。关于老子的年代问题，上面已经简单地涉及，下面还有专门章节讨论，这里暂且略过不提。先看胡适说邓析：“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的《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端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天人无厚也。君民无厚也。……”（63页）。胡适既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认为《邓析子》是后人假造的，也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认为“只有开端几句或是邓析的话”。一切都是根据“我看”这么两个字。? 再看看胡适叙述少正卯：“孔子作司寇，7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一、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二、其谈说足以饰袤荧众。三、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这三件罪名，译成今文，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62页）。? 胡适不仅给出了引文，而且把引文翻译成了“今文”，但他就是不说出引文的出处。为什么呢？原来，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故事最早出现在《荀子?宥坐》，这个故事后来被汉末出现的《孔子家语》略加改动之后收录。胡适的上述引文就是来自《孔子家语》。而《孔子家语》的伪书身份，不仅胡适知道，当时许多学者都知道。例如，乾隆时人孙志祖、范家相就分别作有《家语疏证》和《家语证伪》，将它定为伪书。胡适在《大纲》第五篇“孔门弟子”中说：“《孔子家语》所记76人，不消说得，是更不可靠了。”（108页）。“所用《孔子家语》一段，不过借作陪衬，并非信此书有史料价值。”（125页）。即使是《荀子?宥坐》，胡适也是不相信的。在第十一篇“荀子”中，胡适说，（《荀子》）“大概今本乃系后人杂凑成的。其中有许多篇，如《大略》、《宥坐》、《子道》、《法行》等，都是东拉西扯拿来凑数的。”（270页）。但是，这些“不可靠”、“后人杂凑成的”的书，并非毫无价值。它们的价值就在于给胡适的观点当陪衬，虽然他不好意思把它们光明正大地罗列出来。? 同样，胡适在用知识论解释孔子的“忠恕”概念时，引用的是章太炎的文章，而章文的主要依据是成书汉朝的《大戴礼?孔子三朝记》。这显然不符合胡适的“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的规则，但不用这篇文章，胡适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于是胡适说：“他所据的《三朝记》虽不是周末的书，但总可算得一部古书。”（94页）。? 再看看胡适是如何给杨朱立篇的：“《列子》的第七篇名为《杨朱篇》，所记的都是杨朱的言语行事。《列子》这部书是最不可信的。但是我看这一篇似乎还可信。其中虽有一些不可靠的话，大概是后人加入的，但这一篇大体似乎可靠。”（155页）。就这么七十多个字，可信与不可信，可靠与不可靠，翻来复去都是胡适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就凭他的“我看”、“似乎”、和“大概”，杨朱成了《大纲》中讲述诸子九篇中一篇的主角。而实际上，杨朱这个人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他的思想仅残存《孟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书中。? 因此，对胡适来说，只要对自己的观点有利或有用，材料的可靠不可靠，伪造不伪造，年代是先还是后，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当然，如果胡适能够对先秦诸子用“平等的眼光”一视同仁的话，这倒也罢了。可他偏偏不。胡适为了抹杀法家的存在，就说“管仲在老子孔子之前，他的书大概是前三世纪的人伪造的，其后又被人加入许多不相干的材料。”（第321页）。这么一来，《管子》一书就没有了讨论的价值。其实，就算《管子》是“后人杂凑成的”，这个“后人”不也是“前三世纪的人”吗？他们的“杂凑”和“伪造”不也同样是先秦的思想吗？“杂凑”成的《管子》难道不比连伪造都没有的《杨朱》更有价值吗？? 由于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以其学派创始人的名字为书名，如孟轲的著作就叫《孟子》，韩非的著作就叫《韩非子》，因此胡适“辨伪”的主要方法实际就是看书名与写作者是否相符（胡适称为“史事”，见16页）。而一旦他发现了不符，这本书就被扣上“后人伪造”的帽子，从此一钱不值。例如上面所说《管子》的例子。实际上，清末民初人孙德谦在《诸子通考》中就已经指出，诸子皆非自撰。梁启超也曾指出胡适这个方法的错误，说，应该区别“明人”的“附加”与“妄人”的“作伪”之不同。（梁启超：《答胡适之书》）。而余嘉锡则说：“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余嘉锡：《古书通例》）。? 冯友兰说得更明白：“古人以为著作之目的，在表现真理，只求将真理传诸后世，至作者为谁，则认为无关重要（西洋中古时亦如是）。如《庄子》等书，最初皆为零碎之篇章，经汉人整理，始成为‘书’。刘向刘歆父子即为从事整理先秦之学术者。逮经整理后，讲庄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庄子》，讲墨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墨子》，并不以其书为系庄周墨翟所手著也。乃后来不察当时情形，误认为《庄子》即为庄周所手著，《墨子》即为墨翟所手著，因启疑古者之疑。若此种误会一经解释，则疑古者之说，亦不成立，所谓‘妄既不存，真亦不立’也。”（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所以说，胡适在“辨伪”的时候可能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真”，什么是“伪”，因为他并不知道古人著书的通例。但其结果（也可能是“目的”）却是把对史料予取予夺的大权全部攥到了自己的手中。? 梁启超在评论胡适的《大纲》时说：“诸君细读这书，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自定的规律：凡是他所怀疑的书都不征引。”梁启超还在这句话的后面特别注明：“但有时亦破此例。”实际上，梁启超只总结出了胡适规律的三分之一，那没有说出来的另外三分之二就是：“凡是对他的观点不利的书都是值得怀疑的，凡是对他的观点有利的书都是可以利用的”。? （2）、胡适的“述学”? 本来，对于象《大纲》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书来说，仅有上面指出的这些硬伤，其学术价值就已经应该大打折扣了。但实际上，就全书中的错误来说，它们简直就是细微末节。这本书分十二篇，除了第一篇“导言”、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之时代”、最后一篇“古代哲学之终局”之外，其他九篇中有四篇讲孔子和儒家思想（孔子、孔门弟子、荀子以前的儒家、荀子），两篇讲墨家学说（墨子、别墨），三篇讲老庄哲学（老子、杨朱、庄子），全书约二十万字。根据司马迁《史记》引述父亲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看法，先秦诸子学派分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而班固在《汉书》中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把先秦的学派分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胡适在《大纲》中仅仅讲述其中三家，明显于理不合。十家之中，仅取其三，如何能“明变”和“求因”呢？尤其是阴阳家对中国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把它抛弃不谈（仅在最后一篇的“西历前三世纪的思潮”中简略涉及），更是没有道理。? 另外，法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巨大影响。但在《大纲》中，胡适说，“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第320页）。“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制的学说，并无所谓的‘法家’”。（第321页）。实际上，即使胡适能够把《管子》、《商君书》等都打成伪书，那韩非其人和《韩非子》其书总是存在的吧？就算我们认同胡适的判断：“依我看来，《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
的”（第324页），那胡适“批准”的十分之一二中就有《五蠹》、《定法》、《显学》、《难势》、《问辩》等篇，它们本身就完全可以证明法家的存在。冯友兰说：“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以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这便错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实际就是在不指名地批评胡适“望文生义”。确实，先秦法家讲究“法、术、势”，其核心思想就是如何运用权力，富国强民，在诸候兼并大战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法家出现得晚，受其他各家的影响（或者说吸收各家的思想）是自然而然的，不能根据他们的晚出而否认他们的独立性，更不应该“望文生义”地把“法家”的“法”理解成“法学”，而否认他们的存在。? 胡适否认名家存在的理由更为独特：“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那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名家’。”（第167页）。（胡适把惠施和公孙龙归入墨家中的“别墨”）。那么是否同样可以说，“目前每门科学都使用数学和逻辑，既然门门科学都有数学和逻辑，所以就没有数学和逻辑这两门学科”了呢？? 实际上，胡适“述学”不全面还是问题的小节。他的最大问题是“述学”不准确。比如，他拿《老子》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只言片语来比附《诗经》中的《伐檀》、《硕鼠》、《苕之华》等篇章，因此把老子封为“革命家”。（第41页）。这个称号在他1934年作的《说儒》中则无影无踪了，老子成了提倡“柔道”的“正宗老儒”。他还根据《庄子》中的一两句话，就说庄子具有了生物进化论思想。《大纲》中的“庄子”篇分为两章，其中之一就是“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也就是说，胡适认为庄子思想的主要成分就是生物进化论。谁都知道，生物进化论是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首先提出来的。但胡适却大胆地把这项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发现的荣誉送给了庄子。他有什么根据呢？原来，在《庄子?秋水篇》中有这么一句话：“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胡适评论说：“‘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第228页）。在《庄子?寓言篇》中还有这么十一个字：“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第228页）。最后，胡适也许感到自己把庄子拔得太高了，于是批评“《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因此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进化论。”（第233页）。梁启超曾评论说：“胡先生讲的庄子，我也不甚佩服。……《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章先生的名著《齐物论释》用唯识解庄子，虽然有些比附太过，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胡先生拿出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后，胡适寄了一本给章太炎。章在回信中不仅使用白话，而且加上了标点符号（全部是句号），调侃的意味十足：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的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庄子说的“万物皆种也”你看作《易传》说的“大哉干元。万物资始”。又说“首出庶物”这是万物一元的话。后来又说“群龙无首。天德不可为首也。”却是无尽缘起的话。自说自破。庄子也曾说一元的话，只“万物皆种也”一段。就说无尽缘起的话。仿佛佛家由阿赖耶缘起。如来藏缘起。转入无尽缘起。万物一元。其实尚差。他不说万物同种。却说万物皆种。明是彼此更互为种。所以下边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这就是华严“无尽缘起”的道理。若万物一元的话。古今中外。大概不异。只是所指的元不同。却不是庄子的意。你要细看。章炳麟三月廿七日? 胡适用进化论来解释庄子思想，不仅中国学界的元老不能接受，实际上连西方哲学家罗素都不认可。1923年，罗素在评论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时说：“胡适博士认为这一时期的某些哲学家已经具有生物进化的观念，但是就他引用的材料来看，似乎并不能证明这一点。”（Dr.HuShihcontendsthatsomeofthephilosophersofthisperiodhadhitupontheideaoforganicevolution;thetextshequotesseem,however,somewhatinconclusive.）（见：《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96～100页）。? 后来，胡适承认，讲庄子是全书最脆弱的一章，“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他以生物进化论比附庄子，“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对此，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反问道：“适之先生为何不反省其‘辱没了’《庄子》这部同样不朽的大著作呢？须知先生治的是‘哲学史’而非‘生物史’，要道歉首先是面对庄子而非达尔文。”（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66页）。陈平原先生问得确实有道理，但他却问错了人。因为这其中固然有陈先生暗示的胡适的崇洋情结，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胡适以为，中国的古书是可以由他任意解释比附的，而他解释比附的《庄子》被人指出了破绽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他把《庄子》解释错了，而是他比附错了对象。因此他才要向达尔文道歉，却对庄子毫无歉意。? 其实，胡适不仅拿庄子附会达尔文，他还拿庄子的是非相对论来和黑格尔的是非进化程式相比附，“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第239页）。这段真理是什么呢？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彼出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胡适解释说：“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第328页）。“这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第239页）。李季评论说，这“更属奇谈。因为庄子的说法明明是指是非系相对的，原来没有一定，而黑氏的三重进程式则代表一种进步的，发展的观念，和前者相较，不独没有共同之点，并且还是完全相反的。我不懂胡博士何以具有一种比拟癖，好把一些不伦不类的事硬撮合在一块？！”（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67页。以下该书简称《批判》）。? 胡适“述学”的另一个大破绽就是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句话，断定《易经》是孔子编撰的。胡适说：“孔子晚年最喜《周易》，……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彖辞。”（第58～59页）。“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第67页）。而实际上，早在北宋时代，欧阳修就发现《易传》中的《系辞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部分，不仅语言重复，而且还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因此说《易传》的这几部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到了清代，极受胡适推崇的崔述更认为《易传》中的《彖》、《象》也不是孔子的作品。而胡适就是根据这些连到底是不是出自孔子之手都不清楚的作品大讲八卦，说什么“《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我讲《易经》和前人不同”，“我讲《易》，以为一部《易经》，只有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第67页）。但到了1930年，已经宣布“信古了”的胡适却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写道：“像《周易》起卜筮之书，经过学者的提倡，便成为易学，从此之后，卜筮之学便挂上了伏羲、女娲、周公、孔子的招牌了，故卜筮是易学的祖宗，又是易学的孙子。”又过了几年，三十年代中期，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CarlGustavJung）向胡适了解有关《易经》的问题。胡适回答说：“那只是一部年代久远的筮占方法汇编，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张晨：《容恩、胡适与〈易经〉》）。也就是说，作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的《易经》，在《大纲》中被胡适口沫横飞地讲了十几页篇幅，但十多年后，它就变得“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 （3）、胡适的“明变”? 胡适“述学”中的谬误当然不仅仅是上面提出的这么几个，但读者应该能够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笔者的目的是要通过这几个例子来说明，胡适既然“述学”不准确，那么他下面的“明变”、“求因”、和“评判”就成了建筑在松松垮垮的基础之上的大厦，经受不了认真的推敲。? 胡适“明变”的方法是这样的：“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第25页）。? 那么，胡适是如何“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的呢？前面提到，胡适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他独出心裁地把老子列为中国第一哲人。本来，只要理由充分，独出心裁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得到鼓励和赞赏。但是，胡适在介绍老子生平时，用了大约两页的篇幅，其中一半用来讨论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年代问题，实际目的就是要说老子比孔子年长，另一半讨论老子为什么叫老子这个问题，而用考证《老子》的文字则只有半页。最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胡适根本就没有讨论老子与《老子》的关系。也就是说，他毫无根据地假定老子就是《老子》的作者。而如前所说，现在基本认为，老子的身份不明，《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也就是出现在孔子之后。所以，胡适实际上是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先后次序搞得大乱。也就是因为如此，胡适才会得出老子是“革命家”这样的谬论。因为根据他“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这一篇的讲述，在那个“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了。”而为了证明老子确实是“革命种子”产生的“革命家”，胡适就把《老子》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成了革命言论。实际上，这是老子在告诫君王不要逼迫百姓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而不是说他要率领百姓造反。同样，因为《老子》主张“无为”，而《论语》中有赞成无为而治的言论，胡适就说这是“孔子受《老子》的影响，最明显的证据”。其实，即使不论谁先谁后，《老子》的“无为”和孔子的“无为”在含义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再退一步说，即使这两个“无为”在含义上完全一致，也不能够仅仅根据老子比孔子长大约二十岁就判定后者受前者的影响。? 再看看胡适的这一段话：? “大概《大学》和《中庸》两部书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书。我这句话，并无他种证据，只是细看儒家学说的趋势，似乎孟子、荀子之前总该有几部这样的书，才可使学说变迁有线索可寻。”（第248页）。? 也就是说，尽管《中庸》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样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会出现的文字，但因为胡适觉得把它放在孟子和荀子之前的战国时代“才可使学说变迁有线索可寻”，于是它就成了战国时代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胡适的“明变”不是“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而是“先假定一个传授的渊源，再确定作品时代的先后”。更进一步说就是，胡适所采用的方法，和他自己主张的方法正好是反方向的。这样的谬误，即使出现在大学生的课程论文中都不合适，但却堂而皇之地被胡适写了出来，真的能“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了（顾颉刚语）。? 三十年代，在评论梁启超、钱穆、顾颉刚等人要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证明《老子》之书晚出时，胡适说：“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我现在很诚恳的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的方法》）。这样的话，只有深知其中奥妙的人才能说得出来，而胡适确实是深知其中奥妙的。这是因为，他当年写《大纲》时，就是那么做的。? 实际上，胡适的《大纲》最荒谬之处就是他的第二章：“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由于把绝大多数史料都打上了“伪造”的标记，而一旦被判为“伪造”，则就毫无用处，胡适于是仅利用《诗经》来当成研究那个时代的材料。而《诗经》的年代——胡适称为“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据胡适自己说在“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梁启超则说“其实书中所引诸诗有许多恐怕年代更在前”。因此，用《诗经》的时代来解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就如同用明末清初时的社会情况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中国政权一样。这是第一。第二，按照胡适的说法，《诗经》那个时代有四个特点：“（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对此，梁启超不解地问道：“出胎时代的背景自然比怀胎时代尤为紧要，为什么把次要的说了一大堆，那最紧要的倒不说了呢？怀胎一直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三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对于胡适总结的时代特点，梁启超问道：“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个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呢？”（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终胡适一生，也没有就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 胡适为什么回答不了梁启超的问题呢？原来，胡适在1917年4月写成《诸子不出王官论》一文，发表在这年10月号的《太平洋杂志》上。余英时就把这篇文章吹捧为“他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其“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38页）。确实，这篇文章被胡适作为《大纲》的附录发表，因此可以把二者看做一体。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批驳刘歆的诸子九流源于王官（章太炎信奉此说）。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采纳了刘歆的观点，认为诸子出自古代的王官：儒家者流盖出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理官；名家者流盖出礼官；墨家者流盖出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议官；农家者流盖出农稷之官，等等。而胡适则不以为然，说这些说法“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胡适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第359页）。胡适这个观点实际来自《淮南子?要略》。比如，后者在解释墨家产生的原因时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这就是胡适的“墨家生于儒家的反动”这个观点的来源。? 本来，对于一种社会现象有不同的解释是正常的，胡适如果能够摆脱成见，吸收《七略》的见解，则梁启超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圆满的答案。胡适的学生毛子水在当时就看出了胡适观点的僵硬。他说：“胡君的论里，谓‘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确是至当的议论；但他绝对的否认诸子出于王官，亦觉得未能十分妥恰。诸子的学术和王官的学术的关系，确有踪迹可寻。……水化为气，气聚为云，这变化无方的云，固然是因为空中的气候变化所致；但是一定说云起于气候不生于水，亦不妥当。”（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注2）。吕思勉也认为，《汉书?艺文志》与《淮南子?要略》看似相悖，其实相得益彰。这是因为，前者言其因，后者言其缘。诸子之兴，远因是学在王官，近缘则是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世官世禄制度的破坏、王官失守和私人办学的兴起等等。“天下无无根之物；使诸子之学，前无所承，周秦之际，时势虽亟，何能发生如此高深之学术？且何解诸子之学，各明一义，而其根本仍复相同邪？天下亦无无缘之事；使非周秦间之时势有以促成之，则古代浑而未分之哲学，何由推衍之各方面，而成今诸子之学乎？”（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诸子之法》）。侯外庐批评得更为直截了当，说他“所依之论据，又不贴历史，凭空推论，想象是非，不可为训。”（《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183页）。? （4）、胡适的“求因”? 下面接着看胡适是如何“求因”的。所谓“求因”，就是“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胡适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以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第27页）。就象梁启超所指出的，胡适把老子学说的产生看成是对“时势”的“反动”，但他却没有能够说明白那贯穿中国全部历史的四大时势特点为什么只在春秋那个时代会生出老子学说这样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在胡适看来，除了老子和孔子学说是那个“时势”的反动之外，诸子的其他学派都好象是来自对道家儒家“思潮”的反动。比如，胡适认为墨家的产生完全是针对儒家的反动：“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第130页）。按照胡适，儒家不仅产生了墨家，他还是墨家灭亡的原因之一：“墨家极力攻击儒家。儒家也极力攻击墨家，……到了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家这样盛行，墨学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第220页）。在讲到《荀子以前的儒家》时，胡适说：“孔门有一派把一个‘孝’字看得太重了，后来的结果便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这种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不肯‘损一毫利天下’；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要‘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第250页）。“孟子……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故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还要使百姓享受乐利。”（第265页）。也就是说，胡适认为，儒家的一个“孝”字就能够刺激出两个主义，这两个主义再反过来“影响”儒家，于是产生了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这听上去就象是中国哲学进入了什么不着边际的连环套中。尽管胡适也时不常地想起要提及一下“时势”的作用，但也无非是“社会那样黑暗，人民那样痛苦”之类的老调。李季在《批判》的开篇就批评胡适的“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思潮”是“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的见解”。其实，蛋和鸡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搞不清楚，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明显可见，而胡适的“时势”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与“思潮”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联系，在读完《大纲》之后，你只会越来越糊涂。? 胡适“求因”的最明显错误出现在《大纲》的最后一篇：“古代哲学之终局”。古代哲学为什么会有终局呢？胡适说：“依我的愚见看来，约有四种真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第344页）。什么是“怀疑主义的名学”呢？胡适说：“科学与哲学发达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信仰知识的精神：以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辩的，利害嫌疑治乱都是可以知识解决的。……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庄子以为天下本没有一定的是非，‘彼出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极端的怀疑主义。……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第344～345页）。什么是“狭义的功用主义”呢？胡适说：“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第345页）。胡适引用《荀子?儒效》和《韩非子?问辩》（这两篇文章都不在胡适批准的“可靠”之列）说明他们两人分别“把学问知识的范围更狭小了”（第346页），“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第347页）。“若哲学界有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第347页）。“怀疑主义之后，中国哲学界生出两条挽救的方法：一条是把‘功用’定是非，……还有一条是专制的一尊主义。”（第347～348页）。胡适举出《荀子?解蔽》中“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说：“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判书！”（第348页）。? 说到底，按照胡适的“愚见”，中国古代哲学的绝大部分是生于思潮，毁于思潮，思潮如同天空中的龙卷风，上无牵挂，下无根基，来无影，去无踪，一个“孝”字，引发两个学派；一篇《齐物论》，造成对一支学派“根本上的打击”；“九个字”，便宣判整个思想界的死刑。这已经不再是“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思潮”了，而是思潮与思潮在太空中开展的星球大战。李季说：“胡博士这部《哲学史大纲》不独是每篇错误百出，并且几乎每章都是如此，不独起首一章（指二篇第一章）错得顶厉害，并且末尾一章也是如此。其实起首一章的错误还算情有可原，因为他至少尚知道从所谓‘时势’中去找哲学结胎的原因；到了末尾一章，他简直把这种手续免去，专在哲学的雨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因此弄出来的错误，便令人无从原谅了。”（《批判》203页）。李季在书中通过胡适自己的前后矛盾一一批驳了胡适的“四种真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第八篇中，胡适列举了墨家灭绝的三个原因：儒家的反对、政客的猜忌、“诡辩”的微妙，其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庄子的《齐物论》。但到了最后一篇，胡适却说别墨派遭受的“根本的打击”来自庄子的《齐物论》。因此，李季说，胡适著书“多系东拉西扯，临时凑成的。”（210页）。实际上，胡适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外国人。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在《论道者》中指出，墨家的衰落主要与这一事实有关：即在先秦以城市为中心的小诸侯国，墨家所依托的下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而由秦以来大一统帝国的重新确立，使他们的势力丧失殆尽。? （5）、胡适的“评判”? 由于胡适在辨伪、述学、明变、求因中的“错误百出”，所以他的“评判”也就不可能正确。比如，他根据自己歪曲的“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而得出“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第96页）这么个评判。实际上，孔子从来就没有主张“‘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而《中庸》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才是得到了孔子治学的真传。? 倒是胡适自己，以为学习就是读书。1929年5月1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吴淞要塞司令邓镜寰（振铨）来谈他要出洋留学法国事，我劝他不必出洋，但以留学经费的一小部分买书，每日定一课程读书，远胜于到外国去上课了。出洋留学者，来往旅费须二千元，每年须二千元（英美两国），三年须六千元，至少须八千元。若能每年买五百元的好书，发心读了，三年读一千五百元的好书，远胜于留学三年了。”（《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册418页）。? 当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定价是每册2元2角。以此推算，五百元能够买227册这样的“好书”。一年读227册这样的“好书”，相当于每三天读两册二十万字的著作。一个人这样学三年之后，真会成为“书生废物”了。? 在这一年中国公学的毕业典礼上，胡适对毕业生说：? “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胡适：《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在这里，“学者”与“书生废物”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了? 又如，胡适根据孔子作《春秋》的假设，对孔子“正名主义”做出了如下评判：“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第90页），“《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春秋》的余毒就是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第91页）这两个评判，前者是无中生有地捕风捉影，而后者则有些象是在栽赃陷害。在第六篇中，胡适说：“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第134页）。怎么个不同呢？“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第135页）。这就是胡适直到晚年仍旧自鸣得意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别立场”。但是，梁启超和李季都对此不以为然。李季找出了胡适在书中论述孔子学说的一段话，“以子之矛击子之盾”，干净利落地把胡适的这个论断驳和回去。原来，胡适《大纲》的第四篇中是这么解释《论语?为政》中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句话的：? “孔子说观察人的行为须从三方面下手。第一，看他因为什么要如此做；第二，看他怎么样做，用什么方法；第三，看这种行为，在做的人身心上发生何种习惯，何种品行。”（第103页）。? 也就是说，胡适前脚刚刚说过孔子要问“为什么”，要搞明白“怎么”，他后脚就说孔子只知道说“什么”。李季说：“多谢胡博士，已经亲口供出孔子也说过‘为什么’和‘怎么样’，我们如果肯仿照他用老子的无为去比附孔子学说的办法，还可以说墨子的‘为什么’和‘怎样’，是因为受了孔子上面几句话的影响才发生的啦！”（《批判》255页）。? （6）、结论：错误百出的著作，萎靡昏聩的学术界? 总而言之，胡适这本仅有二十万字的小书，不仅是“错误百出”，而且是硬伤累累，其见解之浅薄与糊涂，只要稍有点儿学术根底、稍有点儿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就可以察觉。胡适不仅没有达到自己预定的“理想中的中国哲学史”的标准，他甚至连自己规定的方法都不能够坚持，其“辨伪”不诚实，其“述学”不准确，其“明变”不清楚，其“求因”不可靠，其“评判”不公正，因此说轻了，它是一部平庸之作，说重了，它就是失败之作。? 其实，胡适的这本书仅从书名上看就问题多多。比如，它讲的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呢？还是讲中国的哲学史？如果是前者的话，中国先秦诸子思想本来就不能用哲学二字来概括，而胡适所讲述的也不是什么哲学；如果是后者，那就更为不通。因为中国自古无哲学，哪来的哲学史？而对胡适来说，所谓哲学，不过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页）。有人指出，“若照此而论，则西洋古今哲学家所谈，除了杜威以外，大部超出人生问题，而我国先秦诸子之学术思想，有研究宇宙本体者有研究自然与人生关系者，有研究全人类生存进化之道者，有研究文化发展者，有研究政治方法者，其思考皆超出人生根本问题以外。……胡氏认先秦诸子之学术为哲学，已属眼光狭小，而又认先秦诸子之学术，皆属於研究人生根本问题，尤为狭隘。”（曹升之：《评〈中国哲学史大纲〉》。见：徐子明著：《胡祸丛谈》106页）。? 实际上，胡适这本书最受后人称道的就是其中的墨学部分，这也是胡适最有心得的部分，完全可以看成是全书的重心所在。梁启超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第六篇讲的墨子，第八篇讲的别墨，都是好极了。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至今还有人据此拼命拔高胡适著作中这方面的内容，要从中找出“石破天惊的伟论”。比如，近人杜蒸民著有《胡适与墨学》一文，列举胡适墨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是他对《墨子》的作者、《墨子》各篇的分类、以及墨学兴衰的原因等问题，作了新的考定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胡适在墨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墨子、前期墨家与后期墨家分开研究，把墨子与老、孔放在平等地位来评论，冲破了封建学者‘杨儒抑墨’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他首次以西方逻辑学的观点，对墨家的‘名学’即逻辑方法，进行了集中系统的评论。”“胡适对墨学所做的最具开创性的贡献是：他用西方哲学、逻辑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墨经》六篇即‘科学的墨学’所包含的丰富的逻辑思想，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系统的的评述。”（《江淮论坛》1992年第3期70～76页。收入耿云志、闻黎明主编的《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一书）。? 虽然上述评价是基于胡适的所有墨学研究，但通过其在《大纲》中的文字，完全可以对其中的一些评价做出反驳。? 首先，胡适对《墨子》作者的考证（实际是对墨子身世的考证）是极为主观的，他对墨学兴衰的原因的分析是十分幼稚和庸俗的，这些，在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因此，不能够仅根据它们是“新观点”或“新看法”就对它们评价过高。归根到底，一个观点或者一个学说的价值在于它们的真理性，而不在于其标新立异。? 其次，胡适的墨学研究是建立在汪中、孙诒让、章太炎等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因此一定要分清这一部分内容中哪些是他继承前人的，哪些是他自己的；即使是他自己的，是否还曾有人先于他得出类似观点。比如，胡适将《墨子》中的文章进行分类，不过是发展了孙诒让的观点。实际上，胡适后来在1921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还承认，孙德谦（1874～1935）的《诸子通考》中“论《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为名家之说，即《庄子》所云‘别墨’者：此说远在我之前，大可为我张目。”（《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430页）。因此，所谓“把墨子、前期墨家与后期墨家分开研究”，只能说是胡适“循例”而已，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在墨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同样，胡适对《墨子》中科学成分的发掘，也是步孙诒让的后尘，而孙诒让的见解很可能来自较他略早的科学家邹伯齐（1819～1869）。其实，根据胡适对科学的了解程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出《墨子》中含有八大学科（算学、几何、光学、力学、心理学、人生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 另外，胡适对墨家名学进行逻辑学阐述，也是在步章太炎的后尘。根据徐子明的《胡祸丛谈》，梁启超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论到这一部分事业，胡君似很得意，所可惜的就是拾清儒的唾余和章太炎先生所指出的条理，始能敷衍成篇。若他自作主张，那就谬误百出。”（这段话在梁启超的 饮冰室文集 第十三集（50～68页）中不存在，徐子明或者另有所本，或者代人捉刀，但大致意思没有错误）。侯外庐说，章太炎“在《原名》篇，把荀、墨名学与相宗因明论以及西洋逻辑，贯串融通，实为创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即祖师于此。”（《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298页）。至于“把墨子与老、孔放在平等地位来评论”，更是汪中开的先河。毛子水回忆说：“据我所知，胡先生之墨子，系取太炎先生的说而发挥之（在港遇钱宾四，宾四亦以为然），其实岂只墨子，胡先生乃惟一能发扬太炎之学的人。”（毛子水：《师友记》）。因此，把这些成果一股脑地都归功到胡适的头上，对前人既不公平，对后人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胡适在《别墨》篇花费大量的篇幅为名家的二十个诡辩命题“当律师”（梁启超语），（共十二页，比他讲“墨子的哲学方法”、“三表法”、“墨子的宗教”、“墨辩论知识”各章都长），不仅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让人怀疑胡适治学的态度。其实，就胡适本人来说，诡辩术是他从事学术辩论和争论的最拿手的把戏，因此他才会对这类东西津津乐道。他说，“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所以他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把他认为是“是”的，强辩为“是”，把他认为是“非”的，强辩为“非”，是是非非，根本就没有客观标准。胡适后来在研究禅宗历史时，极力吹捧胡搅蛮缠的神会，说他“手腕高超”、“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无不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李季在他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中总结说：“现在总括起来说：梁启超大吹大擂，认为具有‘“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的‘空前创作’，自我们看来，是观察力不敏锐，组织力不致密，创造力过于大胆！胡博士大言炎炎，认他自己做了这部‘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哲学史大纲》‘是中国一件大幸事’，但我们根据上面十万字的批评，可以确切的告诉他和世人，这是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批判》259页）。李季为什么说胡适的这部《大纲》是“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呢？这是因为：“国内的旧哲学家和新哲学家，老哲学家和少哲学家，大哲学家和小哲学家，到处都是，对于这部影响最大的书，从没有作过有系统和整个的批评（除梁启超外），学术界这样萎靡不振，真是令人愤慨！因为这种不管事的沉默态度，不独使读书界受绝大的损失，对于作者也是一样。试看胡博士初作哲学史时，态度是何等谦恭，……但是过了几年，他只听得大家无聊的喝采声，碰不到一篇严厉批评文字，便渐渐感觉自己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世界闻名的哲学家，真是了不得，于是公然自命为中国治哲学史的开山人，且目为‘中国一件大幸事’，自称他‘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自认‘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自猜‘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像这样目中无人的骄傲态度，不独是前后判若两人，并且也是学术界所仅见的！”（《批判》第260页）。? 3、评蔡元培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对於当时来说，李季所说确是实情。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后、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出版之前的十多年间，除了梁启超的一篇批评文章之外，再就没有一位专业人士对之发表直接的、全面的批评。倒是蔡元培所写的序言成了这本书的权威评价。蔡元培先生认为这本书有四个优点：“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所谓“证明的方法”，就是用中国传统汉学考据方法，考订年代，证明真伪；所谓“扼要的手段”，就是“缩短历史”，把史料不足的三皇五帝、夏禹商汤统统砍去，从东周开始讲，从老子、孔子开始讲；所谓“平等的眼光”，就是摆脱了独尊儒术的中国传统，对诸子百家一视同仁；所谓“系统的研究”，就是用进化的眼光来看待各种学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实质是一本用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诸子学说的书。因此，蔡先生所说的四大优点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说它的方法，即“证明的方法”和“系统的研究”，另一部分则是说它研究的对象，即所谓的“诸子之学”（“扼要的手段”和“平等的眼光”）。对于前一部分，我们可以把“系统的研究”这项功劳有保留地划在胡适的名下。之所以“有保留”，是因为胡适实际只有提倡之功，他本人的实践并没有达到他所设定的目标。而胡适“证明的方法”其实就是汉学考证方法，他的功劳不过是用这个方法来“疑古”和“辨伪”。但是，胡适“辨伪”的主观性极强，比如前面讨论的他对老子、墨子、杨朱、及法家诸人的考证。柳诒征曾说“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梁启超说胡适“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章士钊说梁启超“不似适之武断”（《墨学谈》），章太炎更说胡适“所失非独武断而已”（《论墨学?给章行严第二书》），可以说众人所见极同。而“武断”和“主观”恰恰是“汉学考证方法”的大敌，所以说，胡适在“证明的方法”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大纲》失败之源，因此不仅是不值得推崇的，也是不应该被推崇的。? 关于后一部分，也就是“诸子之学”，那就更非胡适一人之功。“诸子之学”在明末已经初露端倪。李贽、傅山等都对墨学进行了研究。到了乾嘉年间，以荀子、墨子为中心的诸子研究已经渐成气候。其中，研究荀子的著作有乾隆时人谢墉的《荀子笺释》、汪中（1745～～1794）的《荀卿子通论》；研究墨子的著作有汪中的《墨子序》、毕沅（1730一1797）的《墨子校注》、张惠言（1761－1802）的《墨子经说解》等书。谢墉在通读《荀子》之后写道：“愚窃尝读其全书，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荀子笺释〉序》）。汪中曾论说墨子：“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罪。虽然，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汪中：《〈墨子〉序》）。这种“自墨子言之”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平等的眼光”。但汪中的不幸是比胡适早出生了一百四十多年。他的“平等的眼光”不仅没有为他赢得名声和地位，而且招来了恶毒的谩骂。（见：胡适：《翁方纲与墨子》）。? 到了清末民初，诸子之学已成风气。、王先谦（1842～1917）的《荀子集解》和《庄子集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代表子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而与孙诒让、俞樾并称“清末三学者”的章太炎更是集前人诸子研究之大成。除此之外，孙德谦在宣统年间出版《诸子通考》一书，在序言中，孙氏说：“六经之晦也，俗儒乱之；百氏之衰也，异说误之。遂将古今载籍，广为网罗，以总论者入内篇，专论者入外篇。其是者，则引而伸之；其非者，则辩而正之。”胡适在《大纲》导言中说：诸子学“到章太炎方才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23页）。章士钊曾说章太炎的墨学研究“盖自张皋文以迄适之，言墨学者，终推吾兄祭酒”。（章士钊：《墨学谈》）。实际上，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彻底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后，章太炎顺流而下，发表了《订孔》、《论诸子学》等文章，“激而诋孔”，至此，“平等的眼光”已经不再是离经叛道，而是成了时尚。胡适就在《大纲》导言中说：“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7页）。1921年，东南大学教授柳诒征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中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章太炎的承袭关系，说“胡适之好诋孔子与章同”。钱穆在《国学概论》中说：? “故清儒虽以治经余力，旁及诸子，而筚路蓝缕，所得已觳。至於最近学者，转治西人哲学，反以证说古籍，而子学遂大白。最先为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于墨、庄、荀、韩诸家皆有创见。绩溪胡适，新会梁启超，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322～325页）。? 侯外庐就认为，“胡先生《哲学史大纲》把西周以前的东西一笔勾去，与《孔子改制考》第一卷相似。”（《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60～61页）；章太炎“以中国学说，实导源自周秦诸子，为后来胡适之所本。”（182页）。所以说，胡适“平等的眼光”，不仅是继承了康有为、章太炎的“开山之功”，而且在五四前后已经成为时尚。? 1958年，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236页）。胡适自己都承认这是一项“小小的”革命，而在民国初年那个革命的时代，它也确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至于胡适“扼要的手段”，即割断历史，则完全是为了自己著书的方便，而不是有什么其他理由。这种手段，对学术发展的危害极大。? 1923年，蔡元培先生应上海《申报》之约，写成《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其中对《大纲》的评价有了较大的修正：“这五十年中，没有人翻译过一部西洋哲学史，也没有人用新的眼光来著一部中国哲学史，这就是这时期中哲学还没有发展的征候。直到距今四年前，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胡氏用他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的辩证法，这正是以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前所没有的。”应该说，这个评价是相当客观的，也是能够让人接受的。? 4、胡适同时代人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略）? 5、对“典范”神话的批判? 所以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在风行了十年左右之后，便风光不再了。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伴随着美籍华人余英时先生的小册子《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的问世，对胡适的这本《大纲》的评价又出现了新的转机。余英时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为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写的长序，后来加上两篇附录，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在1984年出版了单行本。在这本书中，余氏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而同时又具有‘示范’的作用。无论今天看来，它包含了多少可以商榷的问题，它在当时能掀起考证学—史学的‘革命’是丝毫不足为异的。继此书之后，胡适又在一九二三年发表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收在《胡适文存》第二集），那更是建立新典范的正式宣言，……”（90页）。? 有了余氏新的解释在前，其他胡学家于是蜂拥在后，把“典范”、“规范”、“范型”、“范式”之类的名词象天女散花般地撒得漫天飞舞，好象对胡适的评价不使用这类名词概念就“不科学”、就“没有历史观念”一样。确实，“典范”概念的提出导致对胡适学术评价的急剧升级。1991年，本来在十多年前他的名著《胡适杂忆》中对《大纲》没有什么好评的唐德刚，却在一个胡适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语出惊人，把它说成“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是一部启蒙性的不世之作”。（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好象要与唐德刚一比高低，大陆学者在1993年把《大纲》的价值也推向了顶峰：“《大纲》开创了中国哲学史新学科，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大纲》作为新学科的典范，同时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纪元；结蒂新文化运动高峰的《大纲》，以其建设性的纲领，把新文化运动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同时成为对近代中国数十年以来的中西文化争论的总结。”（王法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中国现代学术》。见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年版）。? 本来，对一部学术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评价，而对有些作品更应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重新评价——这是世界学术史上的惯例。但不论从什么角度，在什么时期，做出评价的原则都应该是“实事求是”，既不拔高，也不贬低，“不掩恶，不虚美”，更不应该拿一些外来的概念生搬硬套。《大纲》成书于1918年夏天，出版于1919年2月，新文化运动的分期普遍以五四运动的发生为界，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之争一直持续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说《大纲》“把新文化运动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且“成为对近代中国数十年以来的中西文化争论的总结”，其论点之荒谬、荒唐、荒诞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根本不值一驳。而胡学研究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三荒”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典范”说在他们的背后撑腰。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余氏引入的“典范”概念的来源。? 孔恩（ThomasSamuelKuhn，1922～1996，现通译为“库恩”）在他的1962年出版问世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中，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观点：科学的进程并不是线性的、累加式的、渐进的，而是一个从突破旧“典范”到建立新“典范”的周期性“革命”。库恩称这个周期性革命为“典范转换”（paradigmshifts）。这个理论的具体内容就是：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它的成员都信奉一套固定的教条（receivedbeliefs）。在正常情况下，科学家根据这些教条来认识、研究自然界，因此他们只接受能够被这些教条所解释的研究结果，而对那些无法被教条解释的（“反常的”）结果或者忽视，或者压制，这就是所谓的“常态性科学”（Normalscience）活动。但是，当这类“反常的”发现积累到一定程度上时，一个“转换”（即“科学革命”）开始发生：新的假设被提出、被证明、并且取代旧的“典范”。也就是说，新旧“典范”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需要指出的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典范”（paradigm），而他自己却认为这个概念很难定义。实际上，这个概念既可以用来指那个相对封闭的“科学共同体”，也可以用来指那一套科学教条和规则，也可以用来指一套理论和概念，更可以指上面的全部。这也就是余英时在那个注释中所说的“许多歧义”。还需要指出的就是，库恩的“科学革命”学说是用来解释自然科学发展过程的，而即使在自然科学史领域，这个学说至今也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第三，由于库恩的“科学革命”学说来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因此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性前提——但这个前提却被绝大多数人所忽略——那就是：每一个新“典范”都代表整个人类对自然界的全新认识，如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此从旧“典范”到新“典范”的转换，是完全的创新，而不是从甲地到乙地的“裨贩”。? 因此，余先生借用库恩的“典范”概念来重新评价胡适的《大纲》，就需要就以下这么几个关键的问题做出解释：第一，“科学革命”理论适用人文领域吗？第二，转嫁、传播新的“典范”等于“建立新的典范”吗？第三，余先生所说胡适建立的新“典范”，其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余英时解释道：? “最后我必须指出，本文的分析之所以采取孔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完全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并且可以使考证学以外的一般读者也把握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但是本文的思想脉络却并非必须通过孔恩的一套概念才能表达出来。孔恩的理论也不是只适用科学史的研究。事实上，他自己曾郑重声明，他的说法最初原是从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等园地借来的。我们当然也可以撇开孔恩的术语，完全用中国考证学的固有观念来解释本文的中心论旨，不过那样做比较费事，本行以外的读者也许会感到难以充分理解了。”（91页）。? 原来，余先生评价胡适之所以借用“科学革命”理论，而不是用“中国考证学的固有观念”，一是因为怕“费事”，二是怕别人搞不懂。但是，“怕费事”既非学术上的理由，也不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所以我们实在是盼望余先生“完全用中国考证学的固有观念来解释本文的中心论旨”。但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来看，我们恐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至于“怕别人搞不懂”这个理由，更是让人无法接受。难道中国人对西方的时髦概念比对中国的“固有观念”还容易搞得懂？? 所以，我们暂且撇开余先生采用库恩理论的这两个借口，看看他说的采用库恩理论的根据：“孔恩的理论也不是只适用科学史的研究。事实上，他自己曾郑重声明，他的说法最初原是从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等园地借来的。”不错，库恩确实是这么承认过。但是，终库恩一生，他也没有在“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等园地”把这个理论象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中那样充实完善。实际上，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规范的，是有清晰的脉络可循的，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的合理结论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而“文科”的发展则相当不规范，甚至有些紊乱，更没有什么绝对真理可言。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旁证：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并不需要库恩理论的指导，但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库恩的理论却成了促进它们“发展”的原动力。也就是说，不论“科学革命”的理论是否正确，它只是在说明、解释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但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来说，这个概念的广泛应用（完全可以称之为“滥用”）却使它“必须是”正确的：它不再是一个解释历史现象的理论，而成为一个推动某个学科朝着预定方向发展的工具。关于这一点，从这个理论在“胡学”中的作用也可看出端倪。因此，余先生运用“典范”理论来解释胡适的历史作用，充其量是一种牵强的附会。? 第二，即使胡适的《大纲》真的是一个新的“典范”，我们也很难说这个新典范是胡适“建立”的。这个道理就如同把经典力学和相对论从西方介绍到中国并不等於在中国建立了新的科学典范一样。实际上，胡适的一生也没有什么理论性创造，他只是将他所喜欢的西方学术理论、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按照自己的理解搬运到中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裨贩”。搬运和创造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学术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一面被唐德刚捧为“不世之作”，但另一面却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都得不到的一个原因。唐德刚说胡适没有得到学位是因为“五大主考都不通汉学、不谙精义，看不懂这篇论文”。而对于它“又不是用中文写的，为什么杜威看不懂”这个问题，唐先生却自问自答到：“我想这问题还是不回答的好。”这与余英时拿“怕别人搞不懂”当成借用库恩理论的理由，完全是一个套路。实际上，杜威们并不是没有看懂胡适的论文，而是没有看出它对学术的贡献。也就是说，如果以整个西方哲学或哲学史为背景来看《先秦名学史》的话，它实在是有点儿平淡无奇，甚至不上轨道，其学术水平也就相当于一个研究生写的论文综述。这就如同一个运动员在体育不发达的国家是全国冠军，但到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时，却发现自己在初赛时就被淘汰、进不了决赛圈一样。所以说，假如胡适的《大纲》真的算得上是典范的话，这个典范也不是胡适“建立”的，而是他“贩运”的。? 第三，余先生在洋洋数万言的长文中，并没有具体说明白“胡适典范”的内涵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所谓“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什么“起了‘示范’的作用”，都可以说是语焉不详。也就是因为如此，很多胡学家在跟着余先生的后面大讲什么“胡适典范”时，都给人一种“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感觉。而有的人则从排版格式，写作规范等方面来解释这个典范，更让人感到他们是在弄巧成拙。至于余先生说，胡适的《大纲》“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这句话，这好象是在说，胡适的书中出现了那么多的错误，不仅不是什么缺点，而恰恰是它的历史功绩，因为它“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余英时的这类逻辑，在他的那篇文章中还有一例：在谈到胡适的西学造诣时，余先生写道：“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如果把余先生的这个陈述换一个方式表达的话，它应该是这样的：“胡适搞学问的优势是因为他的学问肤浅”。这实际就是胡学研究的一个新“典范”：在胡学家的眼中，什么东西到了胡适那里，都应该换一个思维方式。? 6、《大纲》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名？?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胡适《大纲》的空前影响呢？这要从这部书本身以及外界环境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这本书用白话文来写作，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中国先秦的典籍本来就艰深古奥，令初学者望之却步。而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古文大家的文言文章，其艰涩程度与古籍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与之相反，胡适的白话文《大纲》不仅道理浅显，文字更是明白如浅塘之清水，一望到底，这使当时具有中学程度的人都可以看懂《大纲》。所以，《大纲》的读者面一下子扩大了何止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北大历史系教授齐思和在五十年代回忆说：? “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大概都还记得，在一九二○年以后，胡适写的书与文章，风行一时，影响大极了。我是一九二一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的，我看见差不多每个同学的书架上都有一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九一九年初版），我也买了一本。”? 齐思和认为，胡适的著作如此风行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他利用进步的语言工具……”；第二，“和他的肤浅性是分不开的”；第三，“和他的学阀地位是分不开的”。（见《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二辑），三联书店1955年3月第一版170～172页）。“进步的语言工具”，就是指白话文。《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学术著作。? 齐思和还说：“自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先生在国学方面影响极大，我们中学的老师，有的让我们每人买一部‘章氏丛书’，圈‘左传正义’，和浙局版的二十二子。这些书对於中学生说来是很难懂的，尤其是章太炎先生的文章，非常艰深，内容以声韵小学为主，一个中学生读起来，真是‘望洋兴叹’。这时胡适的‘著作’出现了。这些书是用白话写成的，其中并没有难懂的句子，难认的字，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自然受到欢迎，……。”（引文同上）。? 其次，胡适能够让大学的讲义走上中学生的书架，正说明胡适《大纲》的另一个特点：浅显。本来，能够使一部学术著作浅显易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非巨匠高手不能为之。但胡适这部著作的“浅”并非深入浅出之“浅”。齐思和说，“胡适的著作只有浅出，并无深入”。（引文同上）。确实，胡适自己思想不深刻，因此他以为别人也都是如此。1918年，胡适在《大纲》出版之前，率先把讲庄子哲学那部分抽出来，在《东方杂志》第15卷第11、12期上以《庄子哲学浅释》为题发表。在序言中，胡适说：? “从来的人，只因把庄子的哲学看得太神秘玄妙了，所以不能懂得庄子。依我个人看来，庄子的学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十分玄妙神秘之处。所以我这篇述庄子的文字便叫做‘浅释’，不但要用浅近的文字去讲庄子的哲学，并且要使人知道庄子的哲学只是粗浅的寻常道理。”?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故弄玄虚”，意思是把浅显的东西弄得看上去很深奥。而胡适则反其道而行之，要力求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搞成“不过如此”，把深奥的东西浅薄化。当然，胡适并非完全有意如此，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他自己的学识所限。浅薄的东西当然流行广大。这一点，宋玉说得最好。在《答对楚王问》中，宋玉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胡适把阳春白雪变成了下里巴人，其“和者”自然要多，其影响自然要大了。所以说，胡适学问的肤浅是他的《大纲》风行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胡适在《大纲》中的疑古倾向，反传统倾向，强中学就西学的倾向，甚至他的武断轻浮的学风（如大胆立说，大胆裁判，轻下结论），在当时和五四运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在“整理国故”运动期间，都成为学术界的潮流。1919年9月，饶毓泰从美国给胡适写信说：“近来游美京，与经农同寓，得读足下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人著书多无精密之思，即稍能用思，又无胆量说出来，其能用思而兼具胆量者，尚有足下。”（《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7页）。1931年，罗家伦在回忆当年北大学生时代时，如此讥笑陈汉章：“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九时，到十一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二十七条都是关於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罗家伦：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可见“有胆量”确实是胡适著作风行的一大原因。伴随着胡适学风成为潮流，他的跟随者越多，他的影响就越大；反过来，他的影响越大，他的跟随者也就越多。这就叫做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因此说，胡适将文化思想与学术研究相混合（其中，白话文运动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最典型的代表），是《大纲》风行的第三个原因。这实际上就是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领导学术的先声。? ? ? ? ? 另，八他一卦，有如下一些段子：? ? 1950年代批判胡适时，周扬有一篇《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并稍作修改发表于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周扬认为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胡适在1930年说过：“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散文》第四册）这不过是胡适对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傲慢的嘲讽，不是针对理论本身而是针对信奉者的态度。如他自己所说：“我在这三十多年之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见前引周质平文章）那时胡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很欣赏的，对苏俄革命也是同情的。周扬说胡适是最早的反对者完全是妄断历史。他说胡适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调和的敌人，倒是真实的，比郭沫若说胡适是“头等战争罪犯”真实多了。（佩服你的独立）? 胡适1947～1948年写了三篇文章《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及致周鲠生的信均直指苏联。他认为俄国共产党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是同一类政党（六年前陈独秀已如此认识），有严密的组织，党员没有自由，有特务侦察机关监视人民的言论、思想和行动。“他们不惜用任何方式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不惜用任何方式巩固政权，霸住政权”。这类政权“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彻底肃清铲除。”（佩服你的先见）?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中共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佩服你的预感）? 1952年12月，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在北京大学同学举行的欢迎会上，胡适对那些在大陆批判、清算胡适运动中辱骂他的朋友、学生非但没有责备，反而给予莫大的同情：“所有这些公开否认胡适思想，检讨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环境中，被压迫而这样做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期，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他同时欣喜地说“清算胡适，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这正是替我作无代价的宣传，我很感到高兴”。“我曾经说过，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大陆上有些文人、学者发表文字骂我，清算我的思想，这都是大陆上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的铁证。我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可怜的朋友，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也不怪他们。我不但不怪他们，我还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在铁幕里替我宣传我的思想。”（佩服你的人格魅力）? 1958年4月，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考古馆楼上举行了就职典礼，蒋介石亲临现场，并发表了讲话，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并谈及了“五四运动”及“打倒孔家店”的功过是非问题，蒋介石讲完后，胡适站起来说：“总统你错了！”然后，便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的言辞进行驳斥，丝毫不给留面子。他说：“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佩服你的自由）?General,partymembersChengYouheasDeputySecretary-General. Thevillagewould takemassorganization,propagandawar,strugglewiththelocaldespoticlandlord,pseudo-stewardtasks.Whenintheenemy-occupiedareafarmers,allsortsofpressure,lifeisverydifficult.Inresponsetothissituation,thePartyheldameetinginJinbang,decidedto villageof studyandimplementtheliberatedareas 25rent policy,heldinGeneral,partymembersChengYouheasDeputySecretary-General. Thevillagewould takemassorganization,propagandawar,strugglewiththelocaldespoticlandlord,pseudo-stewardtasks.Whenintheenemy-occupiedareafarmers,allsortsofpressure,lifeisverydifficult.Inresponsetothissituation,thePartyheldameetinginJinbang,decidedto villageof studyandimplementtheliberatedareas 25rent policy,heldinGeneral,partymembersChengYouheasDeputySecretary-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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