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历史学 王莽改制论（二稿） 指导老师：***老师 20**.12.27 一、王莽生平简介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出生于西汉汉元帝时期，新都哀侯王曼的次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的侄子，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王莽十分的幸运，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外戚之家，王莽出生之时，西汉王朝就已经被王氏家族充分的掌控，王氏家族已经代替皇帝，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是，王莽也是不幸的，在王莽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王曼便因病去世，在王莽成年后不久，他的哥哥王永也病死。失去了家庭重要经济来源的王莽一家生活十分贫困，不得不依靠其诸伯父的救济。王莽的同宗兄弟们都是将军列侯的儿子，《汉书·元后传》记载：“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
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计，罗钟盘，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
班固. 汉书·云后传[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而王莽却因为家道中落不得不屈己下人，忍气吞声，巨大的反差对王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成为王莽后来推行改革以“救世振民”的重要原因。到王莽十三岁时，他的伯父王凤已经成为了西汉王朝的大司马，同时王氏家族中获封侯爵的已经达到十余人，而王莽的同宗兄弟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是王莽在这种生活环境下，却并没有“同流合污”。他摒弃诱惑，孜孜不倦的学习儒家经典，并拜当时的名儒陈参为老师。在家中，他认真侍奉自己的母亲和嫂嫂，教育自己亡兄留下的儿子；
在社会上，他广泛的结交知名人士、儒学博士。同时小心翼翼的侍奉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伯父和叔父。
朱学勤.王莽 王政君[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2005 公元前二十二年，大司马王凤重病卧床，政治嗅觉敏锐的王莽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亲自守候在王凤身边寸步不离，“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莽这样的殷勤侍奉得到了王凤的认同，所以王凤在临死之前请求皇帝和元后王政君能够赐予王莽一定的职位，皇帝和元后当即答应了王凤的请求，于是就在王莽二十八岁的这一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不久之后又被提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的仕途之路从此开始了。
王莽在这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不仅不断地结交当世儒生、名流名士，对待自己的伯父们也是认真小心的侍奉，于是在此期间王莽的政治地位和声誉都有有了极大地的提高。极高的政治手段和政治天赋终于使得王莽三十八岁的那一年成为了西汉的大司马大将军，在经历了王凤、王商、王根之后，王莽成为了王家的第四位大司马，执掌国家军政大权。王莽成为大司马以后，继续克己不倦、招贤纳士。所受的赏赐都用于款待名士，生活反而更加节俭。王莽执政的第二年，汉成帝去世，哀帝即位，王氏家族失势，而哀帝的祖母定陶国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为了保存自身力量，王莽卸掉大司马的职位，回到了自己的封地新都。在蛰居期间，王莽养精蓄锐，虽然比蒙不出却又时时刻刻关注着朝廷动向，为以后东上再起做充足的准备。在这期间王莽的二儿子王获杀死了自己的家奴，王莽为了给百姓以及朝廷留下一个好的名声，以及为自己捞取足够的政治资本，严厉的责罚了王获，并且逼迫他自杀谢罪，王莽也因此获得了世人的好评。王莽在新都蛰居期间，大量的官吏和平民上疏朝廷为王莽鸣冤，可见王莽当时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最后，朝廷不得不重新召回王莽，委以重任，以顺民意。公元前一年，汉哀帝去世，并没有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当天就前往未央宫收回了传国玉玺。
为了巩固失而复得的宝贵政权，太后王政君立即下令重新任命自己的侄子王莽为朝廷大司马。在此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势力被新的外戚夺取，太后王政君和王莽拥立了九岁的汉平帝登基，并由王莽代理朝政，王氏家族再次取得天下大权。这次重新取得权力之后，王莽明白了权利的可贵，他的政治野心也开始逐渐的暴露。
公元一年，在王莽的授意下，朝中大臣纷纷向皇后要求赏赐王莽的功劳，最后，王莽因为不世之功被朝廷策封为“安汉公”，同时还被任命为太傅，位列“四辅”之首。但这并没使王莽得到满足，公元三年，王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
公元四年，王莽又被封为宰衡，这时王莽的地位已在诸侯之上，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为了继续获取民心，王莽派出八名风俗使者到全国各地加以考察，制造了全国太平的假象，同时大肆宣扬礼乐教化，得到了当时儒生的赞扬。可以说，王莽已经成为了当时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圣人。
公元六年，汉哀帝因病驾崩，为了避免新登基的皇帝因年纪较大而使自己不能随意操纵政局，于是王莽拥立年仅两岁的刘婴（孺子婴）为皇帝，太后王政君命王莽暂代天子行政，称为“假皇帝”或者“摄皇帝”。从此之后，王莽的权利和皇帝的权利已经没有任何本子上的区别了。但是即使拥有了这样的地位，王莽也没有得到满足。在王莽看来，不管是权利多大的官职，始终也是皇帝的下属，因此自称皇帝才是王莽的根本目的。
二、 王莽改制的社会背景 公元8年11月，“摄皇帝”王莽在其心腹的建议下，逼迫汉孝元皇后交出了象征天子权利的传国玉玺，并向天下发布了代汉立新的诏书，但是王莽却没有立即登基称帝。在11月的最后几天里，王莽依然在和自己的心腹积极的谋划登基之事。公元8年12月，王莽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以12月为岁首元旦，并定国号为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的登基，宣布了西汉王朝的正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王莽首先率领群臣向自己的姑母，汉孝元皇后朝拜，奉上“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玺绶，去掉了汉朝的封号。随后将自己的亲属以及心腹一律封侯拜将，而对于被自己废掉的西汉皇太子，《汉书》记载: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班固. 汉书·王莽传[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至此，西汉王朝正式成为历史，而王莽建立的新朝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王莽篡汉立新，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和历史上的其他朝代一样，依然是以地主为核心的封建统治阶级，其维护的必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王朝被命名为“新”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阶级基础还是在政治制度各方面，新朝与西汉王朝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新朝其实就是西汉王朝的一种延续，只不过是更换了皇帝以及一些表面形式而已。
王莽篡汉时，整个社会已经到了动荡不安的地步，社会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这一点也间接地促进了王莽篡汉的成功。其实在西汉汉元帝时期，社会就已经开始出现衰败的现象，汉元帝时期，西汉王朝已经度过了巅峰时期，社会矛盾开始慢慢显现，汉元帝即位的第一年，天下就已经开始动乱，《汉书》记载道：“秋八月，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如匈奴”“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 或人相食。” 班固. 汉书·元帝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当时西汉名儒贡禹向汉元帝上疏：在汉高祖、文、景之时，崇尚节俭，故家给人足，后来的君臣上下争为奢侈，愈演愈烈。眼下齐地专为宫廷生产的工厂，每个部门负劳役的就有上千人之多，一年耗费钱财数亿。用粮食饲养的官马上万匹。汉武帝时选取民女上千人，以填后宫。等到去世，竟把金钱、财务等一百九十余种价值连城的物品埋葬在陵墓中，然后把后宫的宫女全部废做守陵人。等到汉宣帝即位，对此讳莫如深，不加纠正，致使群臣相沿成习，实在令人痛惜！现天下习非为是，取女都超过标准，比如：各地诸侯妻妾有上百人，富豪官吏也畜有歌女数十人，因此百姓家中“内有怨女，外多旷夫”。而且社会上普遍实行厚葬，靡费钱财，以实地下，造成如此恶习，根源就在陛下、群臣！ 李元. 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2页 贡禹的观点，其实就是对汉元帝之前西汉帝国的概述，虽然有些观点比较片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贡禹的观点已经揭露了社会问题的实质。贡禹指出，在汉高祖、汉文帝以及汉景帝时期，由于提倡节俭，且各级官员也能依法执行，所以能够做到政治清明、家给人足，而到了武帝时期，奢侈之风渐行，腐败现象也开始出现，这种腐败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官员的腐败，而是一个政治集团的腐败，是西汉统治阶级的整体腐败，是统治阶级对社会财富的肆意掠夺所造成的。这种腐败现象从汉武帝时期就已初现端倪，经过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时期的加强，到了汉成帝之时，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再到汉哀帝、汉平帝时期，土地兼并成风，“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大量的农民因土地被地主兼并而流亡破产，不得不依附于当地的豪强地主，成为供其驱使的奴隶，而另外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成为了居无定所d的“流民”，这就给西汉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哀帝登基后，为了缓解这种情况，曾下令进行一些列的改革，包括抑制兼并、限制奴婢，并大赦天下，希望可以借此兴复大汉，但事与愿违，哀帝的改革并没有成功，西汉王朝也没有因此复兴。可以说，王莽接手的西汉王朝已然是千疮百孔，破损不堪。而王莽想要他的新朝能够千秋万代，就必须解决西汉时期所遗留的这些问题，否则，新朝就面临者随时被推翻的危险，因此王莽上台后不久着手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
王莽称帝后，他按照哀章制造的金匮，依次进行封赏：封太傅王舜为新安公；
大司徒平晏为就新公；
红休侯刘欣为嘉新公；
哀章为美新公；
承阳侯甄邯为承新公；
丕进侯王寻为章新公；
成都侯王邑为隆新公；
广阳侯甄丰为广新公；
京兆王兴为奉新公；
成武侯孙建为成新公；
京兆王盛为崇新公。这十一人当中除去王兴是城门命吏，王盛是卖饼者，其余九人皆是王莽篡汉的帮凶。而王兴、王盛仅仅因名字中含有“兴”、“盛”两字就被加以封赏，他们可以说是王莽篡汉的意外受益者。通过王莽的赐封，我们不难看出，王莽任命官员并非是选贤任才，而是要满足自身的统治利益；
对于王兴和王盛的赐封，更是王莽为了体现自生的权威性以及天命的神秘性。
朱学勤. 王莽 王政君[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2005,111页 同时为了防止在地方任官的汉朝宗室官员反叛的情况，王莽下令降低所有汉朝宗室官员的职务，使其有职无权，这样一来汉朝宗室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无法对王莽造成威胁。经过一系列的官员调整，王莽培养了一批对他忠心耿耿的官员，这些官员也成为日后王莽进行改革的得力助手，成为王莽改制的最大支持力量。我们经过分析可以看出，王莽任命的这十一个公爵中，基本都是文官出身。再结合王莽在篡汉之前的身份看，王莽从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常以儒生自居，后来进入仕途，所任官职也基本上是文 官，即使后来获封为大将军，也是王莽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手段而已，在史书中，也没有提到王莽与军队有太多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王莽篡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了文官阶层的支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奇特现象。
王莽改制也需要依靠这些文官的支持，这些官员，既是王莽的心腹，朝廷的大员，同时也是地方上实力雄厚的大地主阶级，拥有了这些人的支持，王莽推行新政就会方便许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官员是王莽改制的主要支持力量。同时，王莽在篡汉之前，通过政治手段，给予农民阶层一定的利益，再加上王莽改制中也有解决土地兼并的政策，这对于农民是有利的。所以在一开始，农民对于王莽改制也是持支持态度。有了大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支持，王莽便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于是开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是王莽的改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出来反对的便是汉朝宗室，被剥夺了权利的汉朝宗室对于王莽可以说是恨之入骨。王莽篡汉不久，汉朝宗室成员刘崇起兵反抗王莽，但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对新朝构成实际威胁，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支持，因此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样的起义一直贯穿于整个新朝历史，其中最著名的就应该是后来的汉朝宗室刘縯、刘秀两兄弟起义，而刘秀也成为后来东汉的开国皇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朝宗室一直是王莽新朝的心腹大患，一直给他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也给王莽改制造成了一定的阻碍。除去汉朝宗室的反对以外，部分官员也打着各自的旗号反对王莽，王莽的新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王莽改制的另外一个重大阻力，则是地方上的中小阶级地主，这些地主可以算得上是地方的豪强，但是与中央朝廷并无多大联系，王莽推行新政，将天下的田地收归己有，命名为“王田”，规定田地不得买卖，这其实是触犯了广大中小地主的利益，王莽为了自身利益，向大地主阶级以及农民阶级妥协，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小地主，无疑会遭到中小地主最强烈的反对。王莽改制，其本质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却又在改制的过程中触犯了大部分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王莽改制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王莽改制在最开始得到了大地主阶级以及大部分农民的支持，虽然有一定的反对势力的存在，但对王莽的新朝政权构不成任何形式的微信。然而，随着王莽改制的加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支持王莽的力量不断减弱，而反对势力则越来越壮大。最终导致改革失败，王莽在众叛亲离中被起义军杀死，而他所建立的新朝也在内耗和农民起义中轰然倒塌。
三、王莽改制的具体措施 公元9年，王莽正式登基，建立了新朝，走完了了从外戚到皇帝的全部路程。虽然王莽给他的国家命名为“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王莽的新朝是西汉王朝的另外一种延续，新朝依然继承了西汉王朝的种种社会弊端和社会矛盾，如果对这些问题放任不管，那么王莽的新朝很有可能会与西汉王朝有着同样的结局。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利益，缓和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以及自己的新朝能够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王莽登基的第一年就立即宣布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希望通过改革的方式，使得新朝能够平稳的统治下去。
（一）官制改革 王莽登基后立刻着手进行改革，而首先改革的就是官制。秦朝时期，中央官制采取三公九卿制，三公即：丞相（帮助皇帝处理一切事物）、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管监察等）；
九卿分别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以及少府。三公九卿各司其职，帮助皇帝处理各种事物。此外，在地方上，也设有长官，如太守、县令等，因此国家能够正常地运行。汉朝时期，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承袭了秦朝的制度，自然在官制方面也是如此，除了在个别地方稍做改变，汉朝统治者依然以三公九卿制作为官制。王莽篡汉立新后，为了表明自己的新朝已经与汉朝没有联系，所以在官制上做了一些改变，如在九卿方面，重新设置了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三个职位，三个职位分别是三公的助手，同时也位列九卿。此外，提高衡水都尉的官职，使其也位列九卿之一，而将原来属于九卿的光禄勋、卫尉、太仆和宗正去除，这样就形成了新的九卿。之后，王莽在三公九卿之外又设置了六监，并将从九卿中除名的光禄勋、卫尉和太仆列入六监之中。王莽不仅在官制上进行改革，同时也下令改革官职称谓，如将大司农改名为“羲和”，后来又改名为“纳言”；
将廷尉改称为“作士”；
太常改名为“秩宗”；
大鸿胪改名为“典乐”；
少府改名为“共工”；
新被提拔为九卿之列的衡水都尉也改名为“予虞”。官职称谓的改制不仅是在中央，在地方上也被推行，郡的长官太守被更名为“大尹”；
都尉被更名为“大尉”；
县令被更名为“宰”。从官名看，“羲和”、“纳言”、“作士”、“秩宗”、“典乐”、“共工”、“予虞”都是尧舜使其设置的官职，王莽景、将官职称谓改为尧舜时期的官职。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新朝已经和汉朝没有了任何联系，从更深层次来说，是因为王莽作为一名以儒生出生的皇帝对于尧舜时期的政治制度的向往和推崇，这可以看做是是儒学思想对王莽改制的影响。
孟祥才. 论王莽的思想与性格[J] .烟台大学学报，1999 王莽登基后，立即封了11公，同时改革中央官制，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套高效率的行政机构，为以后的改革建立一个强大的指挥中枢，但是，王莽对于汉朝官制的改革，只是斤斤计较于名目之复古，迂腐锁碎，食古不化，不切实际，新改的官名虽然有浓厚的复古之味，但是实质上官员的工作并没有改变。王莽设置了大量的官职，不仅没有加强中央行政效率，反而造成了大量的冗官，各级官员的职责也模糊不清，这大大的降低了中央的效率，也直接影响了王莽其他改革的实施，可以说，王莽的官职改制得不偿失。
(二）行政区划改革 除了对于官制的改革，王莽对于地方行政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行政规划和地名的改革，王莽按照《周官》、《王制》的记载，认为汉武帝以来的13州不符合经籍，于是依据《尧典》将全国划分为12州，不久之后又依据《禹贡》将天下划分为9州。到始建国四年，王莽又下令将天下分为九州岛，九州岛内设2203个县，并按照畿服之说，从近至远将四夷分为“六服”，其目的是为了令天下恢复昔日的“万国”。为了能够顺利的推行这一行改革，全国的行政规划都因此做了极大地调整。全国郡、县的数量急剧增加，当时新朝仅县的数量相比于西汉时期就增加了两倍之多，官员的数量随着行政区划的增多也成倍增长，官员的俸禄以及办公费用也因此而大幅度高涨，这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为了缓解国库的压力，王莽不得不新增了许多名目的税收，这样其实所有的负担全部落在了百姓身上，导致百姓苦不堪言。虽然王莽用增加税收的办法 缓解压力，但是财政情况依然是入不敷出，王莽又开始随意削减官员俸禄，导致大量官员生活平困，各级官员为了生活，开始向百姓敲诈勒索，这样受苦的又是百姓，久而久之就是百姓对于忘买王莽政权的极端不满，而没有俸禄收入的官吏也对王莽政权极其反感不愿再继续为其卖命了。除了重新规划行政区域外，王莽对于地名也做了很多的改变，例如将长安改名为常安，洛阳改名为雒邑，将荥阳改名为祈隧，武隧改名桓隧，曲逆改名顺平，安险改名宁险等，不久之后又反复更改地名，有一个郡甚至改名五次。王莽进行地名的更改，事先并没有做详尽的调查，也没有指出更改地名的作用，最终导致了全国的混乱，不仅是当时的百姓不能够记清地名，就连官吏也无法准确记清，以至于皇帝下诏之时，必须附上原来的地名，例如说：“新平，故淮阳”，“陈定，故梁郡”，“治亭， 故东郡”等。改制之后的影响，就是导致国内政令不通，百姓混乱，最终加深了百姓对新朝的不满。
在国内进行改制之后，王莽也对外国国名进行了更改，王莽认为四夷君长称王是和自己平起平坐有违于天朝大国的尊严，也不利于国家统一，于是下令削其王号，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如果说对于国内更改地名而言，只是使得国家混乱，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这就破坏了汉朝好不容易与其他少数民族修好的关系，使得新朝一直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处于对立之中，为了解除这些少数民族对边界的威胁，王莽多次举兵讨伐，这既不利于新朝的边界稳定，也更加不利于王莽推行社会改革的计划。
崔明德. 王莽民族关系初探[J] .烟台 王莽登基之后，为了笼络人心，依据周朝的分封制度进行了新的分封，到始建国四年王莽已经分封了“公侯以下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人”，但却以“图谱未定，未授图邑”为理由，这就使大量分封的公侯只是形式上的分封，却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封底，以至于生活困难，有些公侯甚至不得不去务工以维持生计，另一部分则借助被分封的地位开始作威作福，导致新朝吏治更加腐败。
（三）奴婢制改革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尖锐了，王莽篡汉后，这样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土地兼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其中一部分失去了耕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成为地主的佃农或者奴婢。为了扭转这种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同时避免地主阶级的力量过于强大，王莽下令改奴婢为“私属”，不准进行买卖，改革的目的是对现有的这种奴隶制度进行冻结，使其不再产生新的奴隶，让奴隶逐渐减少，最终使奴隶制度慢慢的消亡。王莽的这一举措，虽然对百姓是有利的，但是却使地主阶级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侵害了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从改革的一开始就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与不满，王莽也不得不在权衡利弊之后废除了奴隶制改革。
王莽的政治改制，从总体来看，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其改革的依据，全部是上古时期的典籍，如《周官》、《王制》、《尧典》、《禹贡》等，可以说是“托古改制”，我认为这与王莽青年时期学习的儒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思想已经影响了王莽的方方面面，就连王莽的改制，也深受其影响。
（四）经济改制 王莽改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缓和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因此对于直接关系到阶级关系的经济制度改革，是王莽改制的中心以及重点。
张守军. 论王莽的财政经济改革[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 1.王田制 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其根源就在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因此，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也成为了王莽经济改制的重点部分，《汉书》记载到：莽曰：“古者，设庐井八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数千，弱者曾无立锥之地......今更名天下曰‘王田’,奴婢曰‘私属’, 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授田者，如制度。” 班固. 汉书·王莽传[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王莽的这句话，体现了他对于现行土地制度的看法，即对于三代时期土地制度的推崇和秦汉以后现行土地制度的否定，而王莽围绕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正是依据三代时期的土地制度所进行的。
于是在公元九年，王莽称帝的第一年，王莽就急不可耐的实施了“王田制”，所谓“王田制”，就是把全国的土地都收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买卖，过去占有土地的人，如果家中的男丁不足八人，却占有超过九百亩的土地，就必须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乡邻。在以前没有土地耕种的农民，也可以要按照“一夫一妇分田百亩”的制度从国家取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同时王莽还认为，在汉朝时期，虽然国家所推行的是三什税一的货币政策，但是赋税却常有更改，富豪地主还要经常勒索百姓，逼迫农民交田租。因此，汉朝的赋税表面上是三什税一，实际上却是什税五，这就导致了父子夫妇即便一年来辛苦耕耘，到最后也无法有足够的存余。所以王莽规定，在赋税方面，也将原本汉朝的三什税一改为什税一。
王田制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王莽认为古代实行的井田制是解决现在土地兼并问题最有效的解决方法。首先，井田制规定了每人每户可持有的土地数量，按照“一夫一妇田百亩”的分配方法进行分配。同时，王莽下令对于没有土地的农民也也授予田地，这就使得天下的农民都分到了田地，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也就能安心的生生产耕种，不会再四处流徙，最终达到“国给民富。”其次，自从秦废“井田制”后，导致“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 班固. 汉书·王莽传[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这就导致了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王田制的实行，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了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流民，农民有了土地进行耕种，社会也逐渐趋于稳定；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拥有了土地的农民不用再向地主缴纳田租，也不会再“经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同时，农民有了土地，也可以向政府缴纳足够的税金，政府的财富也就大大增加了。最后，王莽认为实行井田制，可以有效地调节社会资源，减小社会贫富差距，避免造成“富者犬马余 菽栗，骄而为邪，贪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的局面。
王国明. 论王莽改制的进步性[J] .周口 无疑，以遏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而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是王莽改革的重点和中心，是王莽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虽然汉朝时期已经有人提出了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但是王莽提出的如此观点明确、措施具体且从最高统治者角度提出“王田制”，却不得不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徐志祥. 王莽改制的在评价[J] .齐鲁学刊，1980 “王田制”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官方制定并颁布的土地改革纲领。“王田制”中的有些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其中的内容也是对农民有着极大的利益，但是由于“王田制”的主张的禁止买卖土地的政策，牵扯面及其的广泛，而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震动。因此，“王田制”首先就遭到了当时地主阶层的极力反对，部分农民对于推行“王田制”也显得十分抵触。可想而知，在封建地主统治阶级占有绝对权利的古代，“王田制”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它不但使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还让建立不久的新朝也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之中，王莽也失去了大量地主阶级的支持。以至于在“王田制”实行三年之后，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王田制，重新恢复土地买卖。
2.禁私奴 土地兼并带来的不仅是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流民，还有就是使其余一部分农民依附于地主成为奴隶。买卖奴隶原是奴隶社会的毒瘤，但是到了西汉，依然没有消失的迹象。王莽认为，买卖奴隶是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并指责将奴隶“与牛马同栏”，奴隶贩子“逆天心，悖人伦”。王莽禁止奴隶买卖的政策也正是基于此所制定的。在王莽之前，已经有不少人曾企图解决在封建社会内部残存的奴隶制问题，如主张采取国家或私人代奴隶赎身，由奴隶本人立军功可以赎身，老年奴隶恢复自由或者由国家一次性对某种奴隶特与赦免等临时性措施。而作为一种全国性政策推行，则以哀帝时期师丹所建议的限制各侯王官吏按官阶拥有奴隶人数的方案最有系统。这些禁奴思想和措施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无论在力度和规模上，都无法与王莽的禁奴相比。
王莽禁止蓄奴制度，是为了能够解放生产力，增加农业人口，促进经济发张展，再与其他改制配合，一起维护新朝的统治。但是王莽的禁奴改革，却必定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王莽的禁奴改革并不彻底，王莽之所以推行禁奴改革根本目的是为了缓和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而不是真真正正为人民着想，所以我们看到王莽的禁奴改革仅仅禁止买卖私人奴隶，却没有禁止官奴；
其次，禁止私奴，也不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当时的社会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阶段，需要大量的奴隶为自己创造财富，王莽禁止私奴的存在，无疑会给地主阶级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王莽的制度也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反对，最终导致禁奴改制的失败。
3.货币改革 社会交易发展的结果必然要产生通货，之后通货逐渐产生出“钱”。中国的货币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夏商时期，就将货币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白银为下等货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发展经济，开始自行制造货币，其中秦国用黄金和铜钱作为货币，汉朝建立后，对货币也进行了几次改革，但结果并不如人意，以至于私铸钱币成风。武帝时期 为了解决民间私铸钱币的问题，便下诏命令制造工艺考究、重如其文的“五铢钱”，“五铢钱”可以说是当时人人们最信任的货币。
王莽一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第一次还在任居摄时，就根据周朝的子母钱进行改制，改变汉钱的单一性。除五铢钱外，又重新铸造了大钱、契刀、错刀三种新的钱币，使得市场上一共有四种货币流通。王莽称帝后，又立刻进行了第二次货币改制，他下令取消了五铢钱、契刀、错刀等钱币另铸小钱与大钱并行，但这两种货币的重量与币值关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铢钱及盗铸的现象。第三次，王莽又重新发行货币，他将货币分金、银、龟、贝、钱、布六种，又将这六种货币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总称为“宝货”。这种货币制度，品种太多，过于复杂，一般老百姓在商品交易中难以换算，使用很不方便。这些宝货收到百姓的抵制，百姓私下仍以“五铢钱”进行交易。王莽知道后，又下命令将使用“五铢钱”的人作为惑众者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去。当时因为买卖田宅奴婢和铸造钱币而犯罪的人从公卿到百姓多得无法统计。王莽知道此事不可行，同意只用“小钱直一”和“大钱五十”两种钱，龟贝布以及其他钱全部收起来。到天凤五年（公元14年），王莽再次进行货币改革，仍然要推行金银龟背这类宝货，取消大小钱，改为货币与货泉。不久之后，新朝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天下大乱，不久王莽被杀，新朝灭亡，而王莽的币制改革也随之失败。
王莽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到天凤元年(公元14）年，八年之间，王莽一共进行了四次全国性的货币改革，平均每过两年就要重新推行一次新的货币改革，过于频繁。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增加一些大币值的钱是正常的、需要的。王莽在第一次货币改制中，只增加了三种货币，有很多的优越性，应该说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后来却一次性增加了28种货币，复杂又难以辨认，各种币间的币值也难以换算，使用很不方便。第三，众所周知，为了维护国家货币的严肃性、唯一性，对于伪造货币的行为，政府就应该严惩不贷。但是，货币的严肃性是在以货币的稳定性为前提而存在的，王莽在当政期间，几乎每两年就下令实行货币改革，废除原来的旧币，采用新币，朝令夕改，如同儿戏一般，何来稳定性？原本的货币尚未分辨清楚，又推行新币，挣到一些钱，过些日子又作废了，自然无严肃性可言。而王莽对于携带作废货币的人的惩罚，诛死、流放、入狱。其结果可想而知。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货币改革，就会导致一批地主阶级因此而破产，而一大批百姓也因此入狱获刑。破产的多，犯罪的多，因此天下也开始大乱起来。当时天下人口大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死于货币改革。可以说，王莽的货币改革，不但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是极端失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其所有的经济改革中，货币改革是最混乱、最荒唐的一项。
朱福兴 田洪声. 对王莽改制之再认识 .[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2 4.五均六筦改制 战国时期，秦国对于经济的掌控以奖励耕战为主。西汉初期，中央政府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君臣崇尚节俭。后来，武帝利用文帝、景帝时期积累的财富，内兴功利、外攘四夷。但是由于汉武帝的长期征战，国库开始枯竭。为了弥补财富，当时的大臣桑弘羊开始推行改革，其主要措施就是将关系国计民生的盐铁收归国家所有，由国家垄断营业，将原本属于商人的利益转换为国家利益，后来王莽又下令将酿酒业也收归国家所有。
新朝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 当时全国除长安外，还有五个重要的经济中心：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了对商业进行管理，王莽在这五个城市都设有五均官，管理商品交易。五均官经常于四季之中考察和确定物价。物件按照其质量分为上等、中等、下等三种价格，作为统一标准。同时，百姓生产的物资，如果无法出售，五均官在对物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查之后，按市价对其进行收购，不让百姓因此而亏损。当物价较高的时候，，五均官就将平时收购的物资平价出售，防止部分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当物价较低时，就随人们自由买卖，五均官并不干涉。
赊贷就是由政府向民间进行放贷。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如果百姓想办理祭祀、丧葬或想经营工商业却又没有资金，那么则可以向政府进行借贷。祭祀借贷须在十天内归还，丧事借贷须在三个月内归还，以上两项借贷不收取利息；
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所借数额十分之一的利息。
除“五均”外，王莽同时下令实行“六筦”，“六筦”的含义就是六管，就是政府管理六种经济事业，类似于今天的国营经济。即：对酒、盐、铁实行国家专卖，铸钱实行国家专营；
同时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
六管加上五均赊贷，合称为“六筦”。这里的“六莞”,全部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百姓的命脉，国家实行对六莞的掌控，就抑制了商业的快速发展，达到了重农抑商的目的。
从王莽的“五均六筦”之策我们可以看出，王莽推行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平稳市场经济，避免部分不法商人囤积居奇，避免百姓遭受剥削。这些措施，无论是从减轻百姓经济负担，还是抑制商业发展，以及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十分有利的。王莽的这一切措施，可以看作是武帝时期政策的延续。但是，王莽却并没向汉武帝一样取得成功，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王莽的“五均六筦”改革，其主要依靠的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地方的大商贾、大地主。王莽一开始任命这些商人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因为王莽认为这些人懂得经济规律以及经济的运作方式，因此王莽放心大胆的对这些人进行任用。但是这些商人并没有遵从王莽的意愿，反而，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利，同地方官员相勾结，肥己营私、囤货居奇。原本是为百姓、人民牟利的“五均六筦’之法，却成为商贾、官员的获利工具，百姓因此苦不堪言，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对于新朝的痛恨。
纵观中国历史，国家对于经济问题、商业问题，不能不管，但是也应该注意把握分寸，不能管的过于琐碎。对其不管不问，就会导致商贾势力做大，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以至于富者骄而不仁，贫者生活困难，不得不沦为盗贼，铤而走险。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王朝覆灭。但是，如果管得过于琐碎，也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王莽的“五均六筦”改革，就是对于经济问题管得过于锁碎。王莽的“五均六筦”之法又同货币改革一起进行，造成了经济的混乱，人民的经济生活已经完全被打乱而无法适从。王莽的改革，忽视了经济规律，其失败，可以说是必然的。
四、总结 公元10年，贫困潦倒的百姓不堪忍受暴政，开始造反起义。公元17年，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末年的起义到达高潮，在此后的六年间，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已不是新朝所能控制的了。公元23，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灰飞烟灭，而他本人也死于起义军的乱刀之中。
王莽篡汉立新，成为新朝皇帝，但是他的新朝只不过是西汉王朝的一种延续。王莽的新朝在继承西汉的国家领土、人民财富以及政治制度的时候，也继承了他 的日益腐败、官僚勾结、社会混乱。因此，王莽登基后立刻着手进行社会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土地问题以及一系列其他问题，达到维护自身封建统治的目的。但是王莽的改革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其费尽心机所建立的新朝也随之覆灭，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王莽在篡汉立新之前，他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是刘汉王室，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是地主阶级的反对派。因此，为了获得支持，王莽便向百姓作出榜样，提供利益，使百姓认为王莽才是真正的救世主，并支持王莽。但是当王莽篡汉立新后，王莽所要面对的，就不再仅仅是地主阶级的反对派，还有更大的被剥削阶级。因此，王莽不得不撕掉一开始的伪善面具，露出自己的本质，而广大的劳动人民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也认清了王莽的本质。导致回来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莽改制，其目的是为了缓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当时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地主阶级，被统治阶级就是全国广大的农民。王莽不仅在改革之中失去了地主阶级的支持，也失去了农民阶级的支持，这些是王莽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王莽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是却不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王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出仔细的调查研究，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王莽的经济改革，从表面上看都抓住了当时社会上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但是王莽的这些措施却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其失败是必然的。如在王莽推行的王田制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王莽提出将天下田地都收归国家所有，土地不得买卖。王莽的这一改制措施，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王莽认为这是对百姓有利的。但是，王莽没有看到，允许土地买卖是私有制的特征，否定土地买卖，就是否定了私有制，私有制是地主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当时的西汉王朝正处于地主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王莽的改制措施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悖，因此其结果必然失败。
李光霁. 论王莽改制的历史背景和失败的原因[J] .天津师范学报 1994 同时，在王莽“禁奴”的措施中，王莽只是禁止“私奴”，却不禁止“官奴”，说明了王莽的改革，并不是真心实意的为人民，而是为了自身的统治。
三、在王莽所进行的改制之中，都是以古代经文为依据，所以王莽的改制又叫做“托古改制”。但是“托古改制”严重偏离了现实，与社会情况不符合。比如，王莽依据上古的经典，重新划分天下的州、县等，并将其现在的名字重新改为古代时期的名字，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同时，还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大大的破坏了民族的团结，引发了边界的战争。又如第三次货币改革，将早已淘汰的龟、贝等货币重新启用，突然造成了经济生活的混乱。但是这一切，仅仅是王莽想要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并没有实际用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王莽的迷性思想和他对于改革的不负责任。
四、王莽对于政策的随意性也是其改革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王莽改制，总是朝令夕改，令官员和百姓手足无措，同时又有严厉的法规强迫人民必须执行。对于各项措施，也没有专门的人才进行推广执行。因此，王莽的改制，没有给百姓带来好的生活，反而使得吏治更加腐败，人民的生活更加苦难。最终使得人民忍无可忍，爆发起义，而新朝也在这起义中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