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讲述了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冷战格局瓦解后国际政治将如何演进而提出的文明的范式和思维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奔溃，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宣告了冷战格局的崩溃。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不再重要，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政治，而与此同时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重新抬头。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作者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模式，强调文化在国际政治中起到的是主要作用。即冷战后的世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
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世界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在这样一个范式下，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其中，不难预见西方文明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依旧是最强大的文明，但是它的杈力相对于其他文明的确是在下降的，西方和非西方间力量的相互作用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主轴，同时也是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
引用作者自己的话，可以将文明冲突论概括为“文化和文化认同（最广泛层面上的文明认同）形成了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是这样用五部分来阐述这一命题的推论的：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状态;而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穰斯林 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国家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
第五部分: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起初阅读此书时，实话说我的内心是十分抵触的。一方面是由于这本书晦涩难懂的专有名词和冗长的定语复合句，这让我的阅读造成相当大的障碍；
另一方面，总所周知，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往往认同并习惯采用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作为我们的切入点，而作者却另辟蹊径，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即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的观点，与我对国际关系的固有认知产生了强列的矛盾，因此坦白来说我是不很认同此书的。但在阅读过程中随着思考的逐渐深入，我逐渐对作者的文明冲突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认识到了作者的观点实际上是立足于理论层面的逻辑假设，我们所要做的是去理解和领域文明冲突理论的逻辑优美之处和精髓，而不应当仅仅跟据现如今与其理论相悖的现象或事实而加以否定，否则就会犯逻辑假定的错误。
纵观全书，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西方和非西方关系间的判断。一方面是作者关于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判断。作者认为，西方化这一概念其实来自于传统的白人种族中心观念。西方种族中心论者将世界分成了“我们”与“他们”，指出西方世界有义务将外部世界同化。
“现代化”则应该是另一个层面上比“西方化”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包括工业化与城市化、富裕程度、教育水平、社会分工程度等等。尽管早期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飞速发展和资本的快速积累，使西方文明在18、19世纪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西方世界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西方文化可能是最接近“现代文明”的文化模式了，而事实上，作者认为西方化和现代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他甚至反对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直接划等号的。其原因在于“西方文明是诞生于现代文明之前的文明形态，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也是在之前确立的，两者之间可以说是同胞兄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绝对不能简单画等号。” 从这一角度看自然而然，普世文明也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作者始终认为西方相对于非西方，其影响力确实是在不断下降的，西方文明正在丧失世界的中心地位，非西方文明正在逐渐复兴。在世界局势上，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推进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东亚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而毫无疑问，正是东亚的快速现代化为反西方提供了强大的自信来源。
这一点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和日本文明的典型代表日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者甚至流露出：中国将是美国未来最大的敌人的观点。
由此可见，作者对西方文明的前景实际上是较为悲观的，一方面他否定了普世主义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他主张西方人团结起来应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而许多学者之所以抨击文明冲突论，仅仅是将目光狭隘地放在作者文明冲突的假设前提，并无深刻探究作者理论的精髓。
总而言之，作者所提出的既不过于简化也不过于复杂的文明冲突论的范式，为解释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化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范式为我们的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判断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是一种十分有见地，有深度的理论。